劉備有沒有三請諸葛?
諸葛亮隱居隆中，十年耕讀，交友訪賢。潛心求學而不求聞達，后經劉備“三顧茅廬”，出山扶助蜀漢。千百年來，這件事廣為傳誦，成為我國歷史上禮賢下士的典范。然而，關于這件事，史書記載卻相互不同，長期聚論紛紜。史家黃長明引經據典，仔細剖析，認為諸葛亮登門求見劉備在先，引起了王滿全等人的駁論，黃長明針而對之，指出諸葛亮更需要劉備。
先看看“登門求見”說。
據魚豢《魏略》記載，劉備屯守樊城時，曹操方定河北，并繼續擴大地盤。隱居在隆中的諸葛亮，預料荊州難保，而劉表又五指揮能力，于是便求見劉備，當時劉備的客人很多，見諸葛亮年輕，并素昧平生，僅以一般客人相待。當賓客全部離去后，諸葛亮卻仍坐著未走。劉備本來瞧不起他，便不言不語，只顧玩弄牦牛尾巴(塵尾)。諸葛亮對劉備這種傲慢無禮的態度很是反感，便譏諷道：“大丈夫當有遠大志向，大概不會終日玩牛尾巴吧?’’劉備這才感到失禮，急忙丟掉手中玩物，和諸葛亮談了起來…．．同樣的記載，也見于《九州春秋》一書中。
從上述引文看來，劉備初會諸葛亮是諸葛亮首先登門求見的，這和他在《前出師表》中所說“先帝不以臣卑鄙，枉自屈尊，三顧臣于草廬之中”相悖。由于《魏略》一書的作者魚豢，是三國時魏人，應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秉筆直書，較少主觀色彩，因此，記載中的事是可信的，其事是劉備由開始瞧不起諸葛亮，到了解他，信任他，是一個事物發展的全過程，既合情理，又很自然。況且，公元207年劉備在樊城時，諸葛亮年僅26歲，既無政治實踐，亦無政治影響，雖然他‘‘每自比管仲、樂毅”，但“時人莫之許也”，即誰也不承認。劉備時已46歲，既有社會經驗，又有人生閱歷，絕不會聽信徐庶幾句贊語，便不顧路途遙遠，連續三次去拜訪一個從不認識的年輕后生。
再看“三顧茅廬”說。
“三顧茅廬’’是出于諸葛亮本人之口，是第一手資料，況且當時跟隨劉備的老人大多健在，他不可能、也不敢在寫給皇帝的奏章中說假話。此話不僅在奏章說，還在他的遺文《黃陵廟記》中也說過“遂蒙劉氏顧草廬”，可見其話不虛。至于《魏略》一書中的記載似不足信。《魏略》成書于魏明帝青龍年間，即在約公元223-337年左右。這一時期是魏蜀在祁山、渭水交兵之時，關梁阻隔，消息不通，互不往來，作為《魏略》作者的魏國人魚豢要寫諸葛亮及蜀國之事，只能聽信傳聞，這里面記載的史料可靠性就令人生疑了。據裴松之對《三國志蜀書諸葛亮》所作的注引分析， 《魏略》對諸葛亮登門求見劉備的記載是錯誤的。裴松之注云：“臣松之以為亮表云： ‘先帝不以臣卑鄙，屈自枉尊，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指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為可怪。”這里可以看出，裴松之對《魏略》中的記載也覺怪異。
再者，《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曾于晉初奉命編撰了《諸葛亮故事》，又于泰始十年(274)二月編過《諸葛亮集》，手中掌握大量有關諸葛亮的翔實資料。陳壽父親在馬謖手下任過參軍，而馬謖對諸葛亮的事情是比較了解的。陳壽完全可以從他父親口里得到真實情況。加之諸葛亮的孫子諸葛京和陳壽一起被晉朝錄用，陳壽絕不會放過這個知情人，因此，《三國志》采用了“三顧茅廬”說，而不用《魏略》的“自薦”之說。這也正說明陳壽手中掌握著更為可靠的資料。
劉備“三顧茅廬”這段歷史幾千年流傳至今，已成定論。分析起來也是入情入理。自春秋戰國以來，當官的“禮賢下士”，一直被世人譽為美德。禮賢下士于維護自己的統治有利。名士拒訪或拒請更能提高清名，抬高身價，像劉備三顧茅廬那樣禮賢下士者自東漢以來已屢見不鮮。作為滿腹經綸、胸懷大略、具有隱士的清高氣節的諸葛亮怎能不請自到呢?當時處于逆境的劉備，身邊雖有關羽、張飛、趙云等良將，然而要實現自己的宏圖大業，確實感到缺少一位為己出謀劃策、運籌帷幄的謀土。劉備求賢心切，訪司馬德操時向其請教‘‘世事”，德操日：“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杰。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劉備聽之甚喜，問是何人。德操回答道：“諸葛孔明、龐土元也。”這時龐士元已去江東，而臥龍先生諸葛孔明白比管仲、樂毅，是一位身藏大器的人：就連劉備十分佩服的徐庶都贊揚孔明比管仲、樂毅強。想到自己半生困頓，經歷坎坷，四處求賢訪才，能不三顧茅廬向孔明披肝瀝膽誠意相邀么?
另外，提出三顧茅廬而不是登門求見，還有以下理由。在東漢末年的復雜形勢下，一大批青年志士脫穎而出．表現了自己的智慧和才華。20歲的周瑜幫孫策創業江東；荀或把27歲的郭嘉薦給曹操，得到曹操的贊許：“使孤家成大業者，必此人也。”27歲的諸葛亮從隆中出山之前已精讀經史，廣交名士，分析天下大勢，才華橫溢。對于這位難得的曠世之才，劉備在經人介紹之后，定會躬身登門拜訪的。
我們以為，諸葛亮更需要劉備。 ，
判斷一部史書的價值，它的資料來源和編撰年代是不容忽視的。《魏略》成書于《三國志》之前，系當代人寫當代吏，作者魚豢又是位“生平事跡不詳”的普通人，他無需由意奉承，也不求傳世立名，唯其心無顧慮，才能做到秉筆直書，唯其胸無預謀，就能毫無拘束地將事件如實地反映出來。劉知己《史通》認為，《魏略》一書的史料極為翔實， “自是正吏之體”。章宗源《隋書經籍志考》也說它“巨細備載”，是一部難得的信史。陳壽撰寫《三國志》時，《魏略》是其主要參考書之一。裴松之注引《三國志》，引《魏略》竟多達188條，其中尚未包括“魚豢曰”7條。凡此種種，其價值可見一斑。主張“三顧茅廬”說者僅根據裴松之“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可為怪”幾句話，就全盤否定《魏略》，未免失之草率。其實，裴松之并未明確表態，只不過感到奇怪罷了。
諸葛亮登門求見劉備之事，并非魚豢一家之育。除《魏略》外，司馬彪撰寫的《九州春秋》也有同樣記載，該書屬主記言論之書，將雙方對話錄載甚詳。司馬彪和陳壽是同時代人，，又幾乎同時成書，既然《三國志》可信， 《九州春秋》便不肯自棄之不顧。魯迅說過，正史“涂飾太厚，所以很不容易覺察出底細來”，明白了這一點，也許對我們采擷史籍是有幫助的。
陳壽生長于蜀，自幼熟知蜀漢傳聞，諸葛亮的高大形象在他心中早已定格，這就決定了他撰寫《三國志》時處處隱惡溢美。僅趙翼《甘四史札記三國志多回護》條，就列舉了許多例證。文史學家繆鉞也認為“隱惡溢美是《三國志》的真正缺點”。據此，當陳壽寫到有損諸葛亮形象時就置《魏略》不顧，而采用了《出師表》之說。其實，《出師表》一非自傳，二非史料，只不過是一篇應景而作的誓師詞。當時劉、關、張均已謝世，作為蜀軍統帥的諸葛亮，為鞏固其統治地位，難保不會有自我虛美之嫌。
考證歷史事實不能不顧及歷史背景。諸葛亮隱居隆中，博覽群籍，廣交天下名士，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而絕非如他所說的“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當曹操大局已定，孫權也初具規模，他深知投靠曹、孫都是不會得到重用的。而劉備既是漢皇同族，又是知人善任之土，目前雖困守樊城，但終究會成帝業，憑諸葛亮的洞察力，他深知只有投靠劉備方能展其抱負，也就是說除劉備之外別無選擇。那么，劉備一請不出，他怎能預料會有二請；二請不出，又怎敢保證會有三請；倘若沒有二請、三請，他的遠大抱負豈不要落空?這是一個決定一生前途命運的大問題，作為謹小慎微的諸葛孔明，哪里還會擺什么架子。看來，只有登門自薦推銷自己，方是其惟一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