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者”即司馬遷？
作者：王宗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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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涉世家》（人教版初中語文第三冊）中講貧農陳涉、吳廣和其他貧農900人被拉夫當差，遇大雨毀路，不得已在一個叫大澤鄉的地方駐扎，已是誤了去漁陽戍守的日期。依當時法令，失期當斬，并不因今人所講“不可抗拒之因素”而有所通融。這實際上已宣判這900人的死刑。
陳涉、吳廣雖是這個隊伍之中的小頭目，卻不甘于命運如此捉弄，面對此種境遇，不心存僥幸，遂密謀造反--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大澤鄉起義”很是突然的一下子落在這兩人肩上。故事的敘述者--司馬遷講到這一點的時候并不顯突兀，他在這篇《陳涉世家》的一開頭就說陳涉少有大志， “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就是為打工仔時的陳勝的經典語錄。接下來他寫到陳涉對吳廣分析時下形勢：“天下苦秦久矣”是說天下大勢的歸向，“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時已被二世胡亥矯殺）”暗示了朝野對執政的二世的不滿，“項燕為楚將”而“楚人憐之”則是煽動受秦人迫害最重的楚人的復國愿望。這樣看來，當時秦國自朝而野已是危機四伏，人心思動，而此時起義更好像天賜機緣，一觸即發，“一夫作難而七廟毀”。其實不然，要知道所有上述動作僅是兩人密謀，造反--這對任何時代的任何置身其中的人來講都應該是一個緊張到窒息的話題--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于是戲劇性的情節出現了。原文如下：
……吳廣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眾耳。”
“行卜”，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算一卦，“卜者知其指意”所言的“指意”即是陳吳二人密謀欲造反之事，他先是肯定陳、吳所詢之事“皆成”，又特意指點二人“卜之鬼”（“卜之鬼”意下文將做論述），陳、吳得到這位高人的鼓舞尤其是指點，于是想出用“魚腹藏書”和“篝火狐鳴”的手段謀取民意：
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
其結果是陳勝一夜之間人氣指數暴漲，“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大澤鄉起義遂轟轟烈烈展開。不過相信讀者讀到此處大多會稍感突兀：卜者何以“知其指意”？
恰當的解釋是：卜者自有的職業敏感。我們知道，我國先秦文化歷經三個階段，巫卜文化、史官文化和士人文化。巫卜文化發端于殷商，時君王迷信，舉凡出獵、征戰、風雨、年成、祭祀、婚喪、疾災等事都要欲先占卜，于是產生專門從事占卜事務的人，還設有官員專管此事。《史記陳涉世家》里恰有此例：“周文，陳之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視日”，就是占卜日子吉兇的官。卜巫在先秦時代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往往由智者、長者擔任，他們是當時少數能夠接受文化教育的人，同時有機會涉足政治領域，因此，作為卜者，他能察顏觀色、審時度勢，對陳勝吳廣的問詢一語點醒。
可是這個解釋也要有以下前提：1.卜者之可遇；2.卜者的水平。從上文我們知道，彼時卜者乃由少數有文化、受訓練的智者賢者來擔當，如周文者，所以卜者能在政治、文化的邊緣地帶--大澤鄉，以及遇雨失期的緊要關頭適時出現，從空間、時間兩方面看都更像一篇傳奇小說中的情節，而非歷史本相。再者從卜者的指點“然足下卜之鬼乎？”可以看出此卜者也應是業內的資深人士。“卜之鬼”，即后來所謂的“符命”，是殷商以來上層統治者以宗教和自然神秘崇拜謀取民意的秘密手段。商湯伐桀、武王伐紂都用過，但統治者上層用于自神其事的秘密手段被這位橫空出世的卜者用來為“甿隸之人”支招多少有些不可解。
而且，即使確有卜者其事，一個濠梁觀魚式的問題是：司馬遷又何以知“卜者知其指意”？我們知道，大澤鄉的事情發生于公元前209年，而司馬遷接替其父做太史令時已是公元前108年，其寫作《史記》更是在做太史令的四年后前104年（太始元年），距那段歷史已有百年之遙，“歷史正在上演，而我不在現場”正是史學家們同恨的事。況“行卜”之事應是在極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事后也不可能被當事人所泄露--為造反而“行卜”，又按卜者之指點用符命方式詐取民意非同小可，不是兒戲，故爾此事既不可能被口耳流傳，也不可能為別的文獻記載，史學家藉以探得歷史真相的兩條通道都被堵塞，那么，司馬遷筆下這位橫空出世又有聲有形的卜者何來？只有一個可能--不妨做一個大膽的假設--乃是他的自創！
還原歷史本相，應是史學家的基本任務，而湮滅于歷史深處的真相委實太多，為連綴而補遺，發揮想象，使自己筆下的歷史更合于歷史發展的邏輯，并補齊考證的闕如，也應成為史家的必修課。想必司馬遷在記下陳、吳之事前是頗費了些思量的，彼時“魚腹藏書”和“篝火狐鳴”這等被當時士卒們視為神示而傳之后世的事，身為太史令的司馬遷當一眼即看透其非神事而實人為。他一方面不愿以訛傳訛，神化其傳主（在這方面司馬遷是有著樸素的唯物思想的）。一方面對陳涉是否掌握了原存于巫史手中的“符命”這一手段又深有懷疑，因為要知道陳涉出身下層，乃“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即使有起事的豪情，未必有起事的機智，若認為“卜之鬼”的事全由陳涉謀斷，非但史學家不愿承認，今之讀者也未必相信。二者權衡，司馬遷終于走了第三條道路：舍史家路數，取文學筆法，自創一個“卜者”形象出來，以解決歷史留給自己的難題。從這個意義上講，此“卜者”即司馬遷自己。
“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按此話并非胡適所說，其出處難查考，姑妄引之）。時間的線性把過往之人與事通通封存進了歷史無邊的黑洞，歷史的真相何由探察？我們現在所言的歷史不過是書史者對歷史的種種解釋，是各種史籍層層疊加給我們的印象，是歷史的文本而非歷史的本體，是歷史的鏡像而非歷史的原貌。解釋歷史的過程中，或說書寫歷史的過程中，書史者的性情、思想在不經意的改變著歷史的面貌。一個創造能力特別發達的人，如司馬遷者，怎會讓他的歷史耽于“宏大敘事”的空闊與呆板而缺少細節的潤澤與鮮活？所以他的史筆所涉給我們挾來更多的卻是文學的幽婉與酣暢。比如在這一段《陳涉世家》中他津津樂道的不是起義后的攻城掠地--盡管那是更易考證到歷史細節的一段，他不！他娓娓而談的是他自己的想象，是考證起來多半是子虛烏有沒影兒的卻合于歷史發展邏輯的細節。他揣度著陳涉“輟耕隴上”的步態，體味著陳涉無人喝彩時“太息”的神情，關注著陳吳私下密謀時的緊張，在疑點突現又考證缺如的兩難之際，他化自己的“史官”角色為自己書中的“巫卜”形象，不自覺的闖入了自己手書的歷史，去指點困境中的勇士。這不是隨意的點染，無端的“戲說”，他的演繹煞有介事，讀來卻覺歷史的元氣更為淋漓。當“歷史學越來越被一種追求明晰性、字面意義和純粹邏輯上的一致性的不可實現的理想所束縛”（海登懷特著《元史學：19世紀歐洲的歷史想象》）時，我們會發現這樣詩意化處理了的歷史文本對今天書史方法的重大啟示--“近來的‘回歸敘事’表明，史學家們承認需要一種更其是‘文學性’而非‘科學性’的寫作來對歷史現象進行具體的歷史學處理。”（同上）換句話說，當歷史學家們不憚于創造文學形象去彌補歷史形象的干澀和不足時，歷史也許才能夠從被誤認為是科學的境地中回歸它的本來面貌。在這個意義上說，是“無韻之離騷”，使得《史記》成為“史家之絕唱”。文學就這樣決定了歷史的風貌，現代的歷史學觀念就這樣暗中支持了司馬遷的創造。
從古代史詩品格的書史方式到近代理性的科學的歷史觀念再到現代史學對詩化處理原則的重新把握，遠兜遠轉，“終點又回到起點”，可以說，歷史跟歷史學開了個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