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李玉山
《琵琶行》對音樂的描寫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詩人餞別朋友，“舉酒欲飲無管弦”之時，“忽聞水上琵琶聲”；第二次詩人濃墨重彩運用比喻、烘托、細節刻畫等手段，從動作、神情，音質、音量、旋律等方面表現了琵琶女的高超演奏技藝；第三次是在琵琶女自訴身世、詩人慨嘆“遷謫意”后的“卻坐促弦”，其效果則是“滿座重聞皆掩泣”。
應該說，最后一次的彈奏才真正達到了音樂、情感的水乳交融，演奏者、欣賞者感情的碰撞共鳴。這種極致境界因為有了前兩次的鋪墊而水到渠成。對詩人來說，“謫居臥病”于“地僻無音樂”的九江，心理與精神上的痛苦遠遠大于肉體與物質上的痛苦。與友人“醉不成歡慚將別”的傷心時刻，琵琶女為排遣寂寞、打發孤獨而于月夜信手而奏的樂曲確如仙樂一般，在詩人的心頭吹進一縷清新的涼風。所以，我們可以想見，其“尋聲暗問”時的欣喜、贊嘆，其“移船相近”時的急切、虔誠，其“千呼萬喚”時的殷切甚至近乎祈求的心態。音樂上的認同，讓本來不想拋頭露面、有些矜持的琵琶女盛情難卻。你想，一個曾名滿京華、才藝卓然的藝術家，在“終歲不聞絲竹聲”的潯陽突遇知音時的驚喜、欣悅該是怎樣的難以言表啊！
詩人是欣賞音樂的行家，他從樂曲聲中聽出了琵琶女的“似訴平生不得志”，聽出了她欲“說盡心中無限事”。任何藝術鑒賞都不能停留在純藝術層面，“東船西舫悄無言”，詩人和朋友不只是被樂曲的形式美所感動，更應是為融注于其中的演奏者的激情所感染。這些欣賞者絕不同于琵琶女在長安遇到的“五陵年少”，而是真正的知音。也正因為此，她才會在樂曲的余韻里“自訴少小時歡樂事”。
有人會說，琵琶女留戀過去的生活是其“不覺悟”的體現。其實，她的回憶中更多的是辛酸而不是“歡樂”。“老大”時的她演奏技藝應該遠遠高于“曲罷曾教善才服”時，甚至可以說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但為什么“門前冷落鞍馬稀”呢？造成這種命運落差的背后因素是什么呢？她經歷了人生的起落，且正吞咽著婚姻的苦寂，她的自訴也只不過是在知音面前的傾吐以獲得片刻慰藉的舉動而已。過去的生活不“歡樂”，也不值得留戀；但人往往很奇怪，對過去的“回憶”（有時是“虛擬”的過去，或是濾凈了苦澀的過去）就成了排遣對現實不滿情緒的通道。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曾引起無數失意之人的共鳴。這句話的可貴之處在于其體現了作為“政府官員”的詩人對處于社會底層的琵琶女的一種人生經歷的認同，其背后則是人格上的平等與尊重。同病相憐，同聲相應，相似的遭遇，很容易引發相似的情感。琵琶女自訴身世、講到“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的時候，就激起了他強烈的情感共鳴，情不自禁地發出這流傳千古的感慨，并道出自己的遭遇與苦痛。此時此刻，倡女與詩人便成為了知己。琵琶女的“感我此言良久立”應是對詩人自述的反應，其中包含著非常復雜的感情，有對詩人的遭遇的同情，也有對知遇之恩的感激。“卻坐促弦弦轉急”“凄凄不似向前聲”，就是琵琶女滿腔激情的自然流露。詩人在一個素不相識的琵琶女面前淚灑青衫，是因為傷物，傷曲，傷人，傷己，傷別，這諸多感傷交融一體，積累沉淀，能不使他悲愴滿懷，泗涕滂沱么？
從音樂認同到人生經歷的認同，從知音到知己，才有了這三彈琵琶的三重境界，讀懂了這一點，也就真正讀懂了《琵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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