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清江中學：李弗不
在學習當中，尤其是在讀一些文藝作品的時候，總時不時有學生問我“偏愛”好不好，行不行，可不可取，因為他們似乎也感覺到了某些于自己的特愛，但心里總不踏實，還懷疑自己會出紕漏，這當然無可厚非。為了消除同學們的疑慮，也堅定自己的看法，我搜索枯腸，一吐塊壘。
我們知道，在文藝的百花園中，姹紫嫣紅，爭妍斗艷，品種繁多，風神各異，為滿足欣賞者的不同愛好提供了廣闊的天地。
審美標準的一致性并不排斥審美個性的差異；應該承認，人們對于不同種類和風格的文藝作品的愛好和欣賞態度都不盡相同。就拿看戲來說吧，北方人愛看京劇，廣東人喜歡粵劇，河南人愛看豫劇，而同是江浙一帶的觀眾，有的喜歡淮劇，有的愛看滬劇或者越劇。讀小說也如此，有的愛長篇，有的嗜短篇，有的喜讀情節離奇的驚險故事，有的欣賞樸實無華的生活速寫，有的則愛看細膩入微的愛情描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即使對于同一部作品，不同的欣賞者也會由于口味的不同而各有其賞心會意之處。凡此種種，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知音》中所說：“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 劉勰在這里指出了審美個性的差異，每個人都賞其性之所近，而排其性之所異。他所說的“偏好”，也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偏愛”。欣賞中有所偏愛，是十分普遍的現象。它是由多種社會因素所造成的，除了欣賞者的階級出身、職業、文化修養和個性等等的差異外，還有民族、歷史和地域上的原因。例如對于古代和外國的作品，由于時代風尚、民族心理的差異和實際生活的隔膜，往往不容易取得一致的喜愛和贊賞。在該時代、該地區為某一些欣賞者所鐘愛的作品，不一定能為別一時代、別一地區的人們所欣賞。魯迅就曾經說過：“北極的愛斯基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是不會懂得‘林黛玉型’的，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的人，也將不能懂得。”（《看書瑣記》，《魯迅全集》第5卷，第430頁）
文藝欣賞中的偏愛，只要趣味正當，同時又不排斥其他人同樣正當的偏愛，那么就應當允許，無須去強求一致，而且也不可能一致。不同的偏愛，彼此可以而且應該互相尊重，各得其所。如周恩來總理曾經談到他比較喜歡聽北方曲藝而不大聽蘇州評彈，“因為聽評彈的蘇州口音比較費力，所以不如陳云同志熱心。”他還說：“不能一定要我和陳云同志一樣，也不能因而說我不贊成評彈，各取所需嘛！觀眾看戲看電影就是各取所需的。”（米一山的《高山，共和國總理》，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11月）這表現了對欣賞中不同趣味和愛好的尊重。
在文藝欣賞活動中，審美個性的無限差異，正是“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馬克思語）的折光。從一定意義上說，欣賞中“各取所需”，有所偏愛的態度，不但有助于欣賞趣味的互相交流和促進審美鑒賞力的比較和提高，而且也是推動各種不同風格的藝術百花齊放和繁榮發展的積極因素。例如各個劇種往往有一批自己的“戲迷”，這些“戲迷”就是該劇種的“偏愛者”。他們對該劇種的特色有較深的感受和體會，在這方面的鑒賞力顯得比一般人精細得多。他們一方面希望穩定地保持這一劇種獨具的特色，如“京劇要姓京”、“越劇要姓越”之類；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生活實踐和藝術實踐的發展，又不斷地對該劇種提出新的審美要求，以豐富和發展原有劇種特色，使之更臻于精美。所謂“愛之厚，則知之深；知之深，則求之切”，就反映了藝術欣賞上有所“偏愛”的審美心理及其對于藝術發展的積極作用。當然，如果有些“偏愛”過于頑固，拘于舊的框框不知變通，那也會束縛藝術的革新，產生消極的效果。
文藝欣賞上的“偏愛”現象，不但在現實生活中隨處可見，而且在文藝史上也屢見不鮮。某些具有鮮明的創作風格的作家和藝術家，在他們的鑒賞趣味上也有鮮明的“偏愛”。例如王安石喜歡杜甫，而不大喜歡李白；歐陽修則欣賞李白，而不大喜歡杜甫；蘇東坡愛讀《莊子》，卻不喜歡司馬遷的《史記》，他的這種偏好連黃山谷和陳師道也感到奇怪。西方如巴爾扎克很欣賞莎士比亞，伏爾泰卻把莎士比亞的作品比為混雜在糞便中的珍珠。這類例子很多，不勝枚舉。但是這些在欣賞中具有“偏愛”的作家，對于自己所不喜歡的東西，多數仍能持較為客觀的態度，并不盲目排斥和任意貶抑。只要不“嗜痂成癖”和“嫉美如仇”，雖有所偏，而不以偏強人，那就仍不失為一種正常的欣賞態度，不知同學們認為然否，但我已“飛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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