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山
讀《師說》，領略退之先生的真知灼見與文采風華之余，更多地是被先生“不顧流俗”的勇氣、執著于理想的精神所感動。
作《師說》時，韓愈任國子四門博士，35歲。大家知道，韓愈從幼年時期便飽嘗寄人籬下之苦和長期顛沛流離的艱辛，19歲開始參加進士考試，“三試不中”，直到25歲才考中進士，后在吏部“博學宏辭”科考試中又連遭失敗，仕途坎坷。這對于始終奉行“達則兼濟天下”，以天下為己任的韓愈來說是十分痛苦的。四門博士雖然品階不高，但畢竟是京官，如果“經營”得法，與朝中的權貴、士大夫們搞好關系，很快就會飛達，不僅可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也可以解決困擾他多年的經濟困窘問題。
韓愈可不這么想。在“現實”與“理想”的權衡中，他把砝碼加在了理想這一邊。唐代帝王大都崇奉佛教，有的甚至到了“佞佛”的地步，佛教的“清凈寂滅”思想是對封建君臣關系以及父子、夫婦等封建倫常關系的大破壞。韓愈認為，只有大力提高儒家思想的政統地位，才能廓清甚囂塵上的混濁空氣，創造一個他理想中的太平世界。于是“反佛興儒”成了韓愈“道濟天下之溺”的主要使命，“收召后學”“傳道受業解惑”則是實現這一使命的重要的一環。加上他對士大夫階層“恥學于師”風氣的深惡痛絕，便“不顧流俗，犯笑侮”“抗顏而為師”，傳揚他所崇奉的“古道”。韓愈的斗爭是艱苦的，他的這一做法很明顯犯了當時官場與貴族階層的大忌。柳宗元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說：“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嘩笑之，以為狂人�！表n愈因此而得狂人之名。令士大夫們尤為惱火的是，韓愈居然主張從師學道可以不分年齡高低與身份的貴賤，這對于十分重視門第觀念、只認功名富貴、不懂尊師重道的官僚士大夫來說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容忍的，自然會招致他們的誹謗和聚罵。
兩年后，已升遷為監察御史的韓愈因為為民請命不得不“挈挈而東”，離開京城，被貶為（廣東）陽山令。以后多次“輾轉”于京城與“外省”，但他的執著、他的特立獨行的卓然氣質并沒有因為仕途的坎坷與挫折而有絲毫的改變。《新唐書》說他“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５２歲的時候仍然“不識時務”地上書，反對迎拜“佛骨”的《論佛骨表》得罪了唐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他甚至做了老死“瘴江邊”的打算。其中有悲涼，但更多的是悲壯。韓愈是一個有遠大抱負的文人。他在仕途上雖然幾次遭遇重大打擊，但是從未灰心頹廢過，他在貶官任上時刻銘記著父母官的職責。在陽山，“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至潮州，問民疾苦”，逐鱷魚為民除害，出俸銀興辦學校，革除弊政；“量移潮州”，
釋放奴婢。如今“韓祠”依然福蔭著潮州百姓，其一磚一木和每一級臺階仍在訴說著韓文公昔日的功德。
寫作《師說》時的韓愈盡管已有了很響的文名，但還畢竟還只是一個正七品的小官，他還不具備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資本”。更多的時候他和屈指可數的幾個“不拘于時”的李蟠們向庸俗風氣開戰的身影顯得多少有些寂寥。在強大對手的白眼和誹謗、咒罵的聲浪中，他需要多大的勇氣和毅力才能堅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園��！
今人對韓愈的了解，更多的把目光投在了其作為 “古文運動”的旗手所創作的“文起八代之衰”的輝煌業績上，但很少有人設想過，在駢體文盛行的時代，他所倡導的那種融化古人詞匯語法適合反映現實生活與抒發情感的散行體式的新文體要被習慣了“固守”的人們所接受是多么不容易。他的一個弟子曾說，古文運動初“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其中可見韓愈倡導古文運動堅定不移的意志和決心。韓愈曾說過：“其道由念而相傳，雖滅死萬萬無恨”。他的敢為天下先、他的敢言人所不敢言、他的堅守人生理想、他的百折不回的偉岸氣節，是留給后人的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我們觸摸退之先生的脈動，是否曾小聲地問過自己，你能將那怦怦的節拍移植到自己的臂膊乃至胸膛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