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于文人者，有出于教徒者。文人之作，雖非如釋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為小說，蓋當時以為幽明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敘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這里指出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興盛的原因，是受了民間巫風、道教及佛教的刺激，而作者的態度，是將怪異傳說視為事實來記載。作為一個基本的概括，魯迅的總結是正確的。但也要注意到，志怪小說的來源和實際面貌比較復雜。著重于宣揚神道，還是傾心于怪異事跡，以及小說中表現人生情趣的多寡，其間的區別還是很大。
現存志怪小說中，有署名漢人之作，主要有題為班固作的《漢武帝故事》、《漢武帝內傳》，題為郭憲作的《洞冥記》。
以前研究者多認為出于六朝人的偽托，但近來也有提出不同意見的，對此尚有深入探討的必要，本書中暫存疑。三種都是講有關武帝的神仙怪異故事，其中《內傳》敘西王母下降武帝宮中之事，篇幅頗長，文辭華麗而鋪張。年代確定的志怪書，當以題名曹丕作的《列異傳》最早。現此書已亡，在幾種類書中有引錄。其中“宋定伯賣鬼”故事很有名。宋定伯少年時，夜行逢鬼，便詐稱自己也是鬼，一路同行，巧妙地消釋了鬼對他的疑惑，并騙得鬼怕人唾的秘密。其后他把鬼強行背到市場上，鬼化為羊，他唾羊使其不能變化，賣得一千五百錢。這故事很有幽默感，也頗能反映中國民間的一種心理，便是造出鬼來嚇人，又想出法來騙鬼，俗云“糊弄鬼”即是。另外，《談生》敘一書生與一美麗女鬼為婚，因不能遵守三年不得以火照觀的禁約，終于分離，留下一子。這故事優美動人，后代還有新的演變。因不能抑制好奇心而受到懲罰，這是各國民間傳說中最常見的母題，由此可以見到人類的一種普遍心態。
魏晉志怪小說中，《搜神記》是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種。作者干寶（？-３３６），字令升，新蔡（今屬河南）人，是兩晉之際的史學名家，著有《晉紀》，時稱良史。又好陰陽術數、神仙鬼怪。《搜神記》序中，自稱作此書是為“發明神道之不誣”，同時亦有保存遺聞和供人“游心寓目”即賞玩娛樂的意思。此書原已散佚，由明人重新輯錄而成，現為二十卷，四百多則，其中偶有誤輯。
《搜神記》的內容，一是“承于前載”，但并不都是照舊抄錄，有些文字上作了加工；二是“采訪近世之事”，出于作者手筆。其中大部分只是簡略記錄各種神仙、方術、靈異等事跡。也有不少故事情節比較完整，在虛幻的形態中反映了人們的現實關系和思想感情。尤其有價值的，是一些優秀的傳說故事。如《李寄斬蛇》、《韓憑夫婦》、《東海孝婦》、《干將莫邪》、《董永》、《吳王小女》等，都很著名，對后代文學有較大影響。
《東海孝婦》敘一孝婦為冤獄所殺，精誠感天，死時頸血依其誓言緣旗竿而上，死后郡中三年不雨。關漢卿的名作《竇娥冤》即以此為藍本。《董永》敘董永家貧，父死后自賣為奴，以供喪事，天帝派織女下凡為其妻，織縑百匹償債，而后離去。《天仙配》的故事由此演變而來。以上二則，本意都是表彰孝行，但又不盡于此。前者還控訴了官吏的昏庸殘暴，后者又表現了窮人對美好生活的幻想。而這兩點，分別成為《竇娥冤》與《天仙配》的中心。
《韓憑夫婦》寫宋康王見韓憑妻何氏美麗，奪為己有，夫婦不甘屈服，雙雙自殺。死后二人墓中長出大樹，根相交而枝相錯，又有一對鴛鴦棲于樹上，悲鳴不已。這故事控訴了統治者的殘暴，歌頌了韓憑夫婦對愛情的忠貞。結尾是一個民間故事中常見的詩意的幻想，后世“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的結尾可能受其影響。這種幻想是美麗而又軟弱的。《吳王小女》也是一個生死相戀的故事：吳王夫差的小女與韓重相愛，因父親反對，氣結而死。她的鬼魂與韓重同居三日，完成了夫婦之禮。故事的情調悲涼凄婉，紫玉的形象寫得很美。在中國古代的愛情故事中，女性總是比男性來得熱情、勇敢、執著，這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比較起來，《李寄斬蛇》和《干將莫邪》，更具有強烈的斗爭精神。前者寫閩中庸嶺有巨蛇為祟，官府只能每年招募一名童女獻祭，李寄自出應募，以她的機智和勇敢殺死大蛇。事畢，李寄對以前被蛇所食的九個女子的骷髏說：“汝曹怯弱，為蛇所害，甚可哀愍！”歌頌了英勇斗爭以求生存的精神。后者寫干將莫邪為楚王鑄劍，三年乃成，被殺。其子赤比長大后，為父報仇。故事的后半部分寫得壯烈無比：
王夢見一兒，眉間廣尺，言：“欲報仇。”王即購之千金。兒聞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謂：“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將莫邪子也。楚王殺吾父，吾欲報之！”客曰：“聞王購子頭千金，將子頭與劍來，為子報之。”兒曰：“幸甚！”即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立僵。客曰：“不負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于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愿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復墮湯中。三頭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這個故事中所表現出的人民對于殘暴統治者的強烈的復仇精神，是中國文學中少見的。文中寫干將莫邪之子以雙手持頭與劍交與“客”，寫他的頭在鑊中躍出，猶“瞋目大怒”，不但是想象奇特，更激射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它以悲壯的美得到魯迅的愛好，被改編為故事新編《眉間尺》。
《搜神記》中的優秀作品，其情節之完整與豐富、形象之鮮明生動，較以前的志怪小說有一定發展，已開始改變“叢殘小語”、粗陳梗概的形態。其文字簡潔質樸，有魏晉史家之文的特征。
《搜神記》之后，優秀的志怪書當數劉義慶的《幽明錄》。劉義慶（４０３-４４４），彭城（今江蘇徐州）人，宋宗室，襲封臨川王。他愛好文學，著述甚多，除《幽明錄》外，傳世還有志人小說《世說新語》。不過，這些著作當有他門下的文士參與編寫。
《幽明錄》亦久已散佚，魯迅《古小說鉤沉》輯有二百六十多則。它和《搜神記》不同之處，是很少采錄舊籍記載，而多為晉宋時代新出的故事，并且多述普通人的奇聞異跡，雖為志怪，卻有濃厚的時代色彩和生活氣氛。其文字比《搜神記》顯得舒展，也更富于辭采之美。這和宋代文學總的發展趨勢一致。
《劉阮入天臺》是一則有名的故事。寫東漢時劉晨、阮肇二人入天臺山迷途遇仙，居留十日，回家后已是東晉中期，遇到的是七世孫。它雖是寫人仙結合，但除了末段劉、阮還鄉一節，不甚渲染神異色彩而充滿人情味。故事中的兩個仙女，美麗多情，溫柔可愛。如初見一節：
出一大溪，溪邊有二女子，姿質妙絕。見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劉、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來。”晨、肇既不識之，緣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舊，乃相見忻喜。問：“來何晚邪？”因邀還家。
這種描寫，實際是對人間幸福與歡樂的追求，散發著美好的生活氣息。在這方面，《賣胡粉女子》更是絕佳之作：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寵恣過常。游市，見一女子美麗，賣胡粉，愛之。無由自達，乃托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無所言。積漸久，女深疑之。明日復來，問曰：“君買此粉，將欲何施？”答曰：“意相愛樂，不敢自達，然恒欲相見，故假此以觀姿耳。”女悵然有感，遂相許與私，克以明夕。其夜，安寢堂室，以俟女來。薄暮果到，男不勝其悅，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歡踴遂死。女惶懼，不知所以，因遁去，明還粉店。至食時，父母怪男不起，往視已死矣。當就殯殮。發篋笥中，見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積。其母曰：“殺吾兒者，必此粉也。”入市遍買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跡如先。遂執問女曰：“何殺我兒？”女聞嗚咽，具以實陳。父母不信，遂以訴官。女曰：“妾豈復吝死，乞一臨尸盡哀。”縣令許焉。徑往，撫之慟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靈，復何恨哉！”男豁然復生，具說情狀。遂為夫婦，子孫繁茂。
這個故事有許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它雖寫了一個死而復生的故事，但神異色彩極為淡薄。相反，人物、情節都很貼近生活，令人有真實感。富家子每日借買胡粉以接近所愛慕之人，女子在情人猝死時驚惶失措，慌忙逃走，被發現后卻毫無畏懼，決心以身相殉，這些描寫，都毫無夸張，令人相信。作者對男女主人公的私通行為，并不指責，反加贊美，肯定了人們追求幸福與快樂的權利。比照南朝民歌，可以看到時代的思想特點。此外，這故事雖不很長，但能以簡練的語言寫出曲折變化的情節。單慕、互愛、歡聚、猝死、尋拿、哭尸、復生，環環相扣，波瀾迭起，在志怪小說中是不多見的。當然，《幽明錄》中也充滿了離奇的故事。如《龐阿》一則，寫石氏女愛慕美男子龐阿，身不得隨，精魂常于夜間來龐家，最終二人結為夫婦。這是最早的一個離魂故事，雖是離奇，抒情性卻很強。還有很多鬼魅故事，也比較注意感情氣氛的渲染。
總之，《幽明錄》比以前的志怪小說，更注意人生情趣，也更有文學性。像《賣胡粉女子》這樣的作品，已有脫離志怪、著重于人間生活的傾向。
除以上所述，較好的志怪書，還有十六國時代王嘉的《拾遺記》，多述歷代遺聞；舊題陶潛所作《搜神后記》，內容與《搜神記》相仿。其中《白水素女》一篇，即民間“田螺姑娘”的傳說，流傳很廣；梁代吳均的《續齊諧記》，也以神怪為主，文辭清麗，敘事委曲，是其所長。《陽羨書生》一則，演化佛經中的故事，幻奇之極。
志怪小說對后代文學有深遠的影響。唐代傳奇，首先是在志怪的基礎上，加以繁衍擴展，形成著意虛構而又怪誕離奇的長篇，而后再轉向人間生活。而且，在整個文學史上，志怪小說始終沒有消失。其中最有價值的一文，乃是有意識地利用志怪形式，在幻奇的故事中表現社會生活和人生情感的作品，蒲松齡《聊齋志異》可以作為代表。至于六朝志怪中的故事，為后代小說、戲劇所吸收，加以創變，推陳出新，更是不勝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