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銳剛
北宋仁宗朝工部尚書宋祁《玉樓春》中的名句“紅杏枝頭春意鬧”中“鬧”字千年以來，倍受贊譽，比如近人王國維《人間詞話》中就說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雖是的評，但惜過于簡省，讓人難以企及。這亦是我們古人的臭脾氣，自己會然于心，便不求訴之筆墨。《七頌堂詞釋》里載劉體仁的評價云：“一‘鬧’字卓絕千古。”此類諛頌之詞多矣，如求其細細辨析之，其必云：詩無達詁。真的無達詁耶？世上真無人能從正面直接分析“鬧”字之所以巧妙動人的深刻原因嗎？而曾經(jīng)唯一對此“鬧”字進行詳細揣摩的李笠翁曾經(jīng)如此評價：“爭斗有聲之謂‘鬧’，桃李爭春則有之，紅杏鬧春，予實未之見也。‘鬧’字可用，則‘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笠翁的分析，錯在不曉“通感”，于詩境和人之心境未免隔膜。用心理學可以解釋這種現(xiàn)象：意象作為感受上知覺的經(jīng)驗在心中的重現(xiàn)，未必一定是視覺上的，可以有觸覺的意象，聽覺的意象等等。高明的詩人，善于將各種感官印象貫通，打成一片，使意象更為新奇，更富于彈性。
而更晚近的遼寧人傅庚生在《中國文學欣賞舉隅》中秉承王國維的境界分析法，從意境著手，分析道 “此詞寫得一片春景盎然，春意正囂，客棹梳織于春水之中，千金輕擲于一笑之頃，歡娛不足，思留晚照，正是油春喧鬧浮囂之情景，乃云紅杏枝頭亦有春意鬧，天心人事，乃相糅為一，益助其風光矣。”總算讓我們有了一絲頭緒。他認為主要是春天到來時人物的活動帶來的一種新生的活力，而歷經(jīng)寒冬抑郁一季的人心因了這春天優(yōu)美景致的召喚，也分外野縱起來。而紅杏枝頭綻放的無限春意正是這份人心的浮囂快意的形象顯現(xiàn)。
唐圭璋說“‘鬧’字尤能撮出花繁之神”，認為紅杏枝頭的春意是因為花的多和擠渲染出來的，在于它的數(shù)量。這種說法自是有些道理，但不是全部。傅庚生也沒有能詳細解說春意鬧在何處或者說春之意象是通過哪些具體事物體現(xiàn)出來的。他是不是也感覺到詩歌的意味有些地方是不能窮盡的呢？但他是堅決不同意詩無達詁的，也許是他覺得這太簡單了吧？
而對于我們，自然是不甘心的。這些闡釋還不能把“鬧”字訴諸我們感官的所有意味窮盡。實際上，鬧字的分析，可以從聲音來，但還要從情境來。充分開啟我們的想象力，結(jié)合詩歌里的意象來感受。意象的魅力，在于聯(lián)想的豐富，修辭的巧妙，摹寫的逼真，更在于用意象來傳達人物特定的心理狀態(tài)。理查茲認為：“使意象具有功用的，不是它作為一個意向的生動性，而是它作為一個心理事件與感覺奇特結(jié)合的特征。”本詩的作者之所以采用這樣一個非同尋常的鬧字，就是因為他將自己當下的感官印象與情緒狀態(tài)有效的聯(lián)系起來，并賦予意象充分的心理內(nèi)容。
感覺這個鬧，和“鬧元宵”的鬧是接近的。試想想，在元宵佳節(jié)，人們熱熱鬧鬧，興高采烈地出來觀花燈，甚至還有些瘋瘋癲癲，忘乎所以。而這種“鬧”當然有一種鬧騰，但更有一種無限的快意。前文提到的客船梳織，千金擲于一笑，這都是人心鬧騰和放縱的表現(xiàn)，人心更是因長久的郁積和人生歡娛不足而更是無限的放縱和恣肆。詩心的蕩漾因而由人及物，物亦著人之色，正是人心物像契合無間，相得益彰啊。
詩中說，“紅杏枝頭春意鬧”，那么紅杏枝頭展現(xiàn)春意的，除了那開放得滿滿的，如火如荼的杏花之外，還有些什么呢？如果我們聯(lián)想開去，似乎還看到蜂蝶上下翻飛，春鳥呼朋引伴或賣弄歌喉。所以，這個鬧字完全可以用老杜寫的一首俗白可愛的《江畔獨步尋花》來闡釋：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流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這里面表達的春景自然是十分的“鬧騰”，而春景后面的人心的快意和歡娛，無不滿滿地流溢出來。雖不見鬧字，但鬧在天心，鬧在人心，真可謂天心人事，相糅為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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