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境界 譚庭浩
大學的功用，起碼應包括培養人才、專研學術、溝通精神和教化
社會四項。
記：北大建校快１００年了。您這位北大教授，從中大到北大，
先學生后先生，在大學呆了有２０多年了吧？您近年又開始了對大學
的研究。此時此刻，請您來談論大學，應是合適的選擇。首先想請您
用最簡單的語言，講述一下西方和中國大學的歷史。
陳：一般認為，現代西方的大學是由中世紀的“大學校”演變而
來的。作為一種獨特的中世紀教育機構，其師生自治、資金自籌、獨
立的行政管理，以及日趨完善的教學體制和學位程序等，均為后世的
大學所繼承。不過，由于歷史傳統的制約，歐美各國大學的風格頗有
差異。本世紀２０年代，蔡元培將其概括為英國的養成人格、德國的
專重學問和美國的兼及實用。這一說法大致可信，只是相對注重了類
型的差異而忽略了歷史的發展。二戰結束以后，美式“現代大學觀”
逐漸成為主流。關于中國大學的歷史，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思路，
一是從虞夏說起，強調“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高等教育居于
世界教育史上的領先地位”；一是從晚清說起，稱現代中國的大學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乃是向西方學習的產物，與漢代的太學或
明清的國子監不可同日而語。我持后一種意見。
記：中國現代大學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充當了什么樣的角色？
其中，北大又起了哪些作用？
陳：對于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大學的作用幾乎不言而喻。或許應
該這么說，目前中國人采用的“大學”制度，本身便是現代化事業的
重要組成部分。從船堅炮利到法政經濟再到文化哲學，晚清的開國歷
程，與“大學之路”基本吻合。從注重實用技術的專門學校，到追求
純粹學理的綜合性大學，西學東漸的進程與現代教育體制的建立同步。
引進現代科學技術，培養經濟建設人才，貢獻高深學術成果，此等
“大學之功用”，有目共睹。需要強調的是，大學不只出科技，更出
思想----對于現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建設，大學更是功不可沒。
古今中外的大學，在培養人才、傳播知識方面，有各自的貢獻。
北大的突出之處，在于其影響了２０世紀中國思想文化的進程。以教
學科研水平衡量，時至今日，北大也并非世界一流大學；但就其對于
本國現代化事業所發揮的作用而言，北大的意義，又是許多世界一流
大學所無法比擬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無論你持何種政治立場，都不
能不承認其對本世紀中國的政治及文化走向影響極為深遠。作為其時
唯一的國立大學，北大曾以新文化的發源地而備受時人及史家的關注。
其后的半個多世紀，北大還有許多令人難以忘懷的重大舉措，以至談
論２０世紀中國的歷史與命運，很難完全繞開北京大學。
對于北大的校風及校格，有過許多贊美之辭，最著名的，莫過于
魯迅及馬寅初的說法。前者稱“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
“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后者則以“犧牲精
神”來概括“北大主義”，并稱“此種雖斧鉞加身毫無顧忌之精神，
國家可滅亡，而此精神當永久不死”。所有這些，半是“總結”，半
為“期望”。北大之所以顯得“大”，最根本的，還是蔡元培所標榜
的“思想”與“兼容并包”。此說并非權宜之計，大學之不同于專門
技術學校或某一黨派的干部訓練班，就在于其允許多種聲音并存，鼓
勵從事各種科學技術及思想文化的探索。在這個意義上，第一流的大
學，不只出成果，出人才，更應該成為整個國家的“思想庫”與“實
驗室”。
記：將我國目前的大學與您心目中理想的大學相比較，您覺得主
要存在著哪些方面的距離？
陳：大學的功用，在我看來，起碼應包括培養人才、專研學術、
溝通精神、教化社會四項。什么是合適的人才，如何鑒定學術成果，
可能眾說紛紜；但將其作為大學的基本功能，則不會有異議。后兩者
可就難說了。傳統的書院教學，講求師生之間的情感交流與志趣契合，
希望在傳道授業解惑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呈現學術境界與人格魅力。
晚清以降，新教育的建立，使得著重點由人格養成轉為知識傳授，師
生之間絕少思想交流的機會。“以課堂講授為主”，能夠完成專業知
識的承傳，卻很難實現精神上的溝通。其實，“大學”（Ｕｎｉｖｅ
ｒｓｉｔｙ）的本意，便是將追求科學知識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
起，以便于共同研究。不只師生之間如切如磋的“論道”，同學間無
時不在的精神交往，都是“大學”題中應有之義。德國哲學家雅斯貝
爾斯將“生命的精神交往”定為大學的基本任務，不是沒有道理的。
反觀今日中國大學，過分講求實用，事事希望“立竿見影”，鄙薄不
著邊際、更不要說離經叛道的“清談”。長此以往，本該思想最活躍、
精神最愉悅、感覺最靈敏的大學，將失去其特殊意義，而淪落成為
“人才工廠”。
至于強調學校具有教化社會的功能，本是中國人古老的傳統。古
人云，一鄉有一善士，則一鄉化之。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又添上一
句：“況學府者應為四方善士之一大總匯乎？”可是，自從文質彬彬
的“善士”被作為思想改造的主要對象，大學便不再發揮“教化社會”
的作用。８０年代以后，雖說“臭老九”的帽子早已摘去，可仍然并
非公眾追摹的目標。與此相適應的是，作為“四方善士之一大總匯”
的大學，對于地方政府來說，也由重要的思想資源，轉為力圖減輕的
經濟負擔。近年之提倡中央與地方“共建”某某大學，似乎是地方政
府“慷慨解囊”，頗有“養起來”的意味，卻較少考慮如何最大限度
地發揮大學這一重要的資源。也有到大學“淘金”的，主要著眼于可
轉化為利潤的專利技術，而不是思想文化。其實，最重要的是后者，
技術可以異地購買，而風氣的養成，則非身歷其境不可。這里有大學
本身自我封閉的問題，而當地政府對于“眾聲喧嘩”的大學頗為隔閡
乃至存有戒心，依然是主要原因。
陳平原，１９５４年生于廣東潮州。１９８４年于中山大學獲文
學碩士學位，１９８７年于北京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
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中國小說與中國散文、現代中國
學術史等。近年出版的著作有：《學者的人間情懷》、《陳平原小說
史論集》、《陳平原自選集》、《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華文
化通志散文小說志》、《老北大的故事》等。另外，出于學術民間
化的追求，１９９１年起與友人合作主編人文研究集刊《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