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后期，文壇沉寂之際，突兀誕生了一個新的文學派別，給文壇帶來了生機，這就是中國文學史上有名的“公安”派。這個文學派以提倡“性靈”著稱，其領袖是出生于今荊州市公安縣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史稱“公安三袁”。他們都是明代著名的文學家，繼唐宋古文運動之后，又樹起了一面文學革新運動的旗幟。他們的成就不僅是文學成果，也是思想成果，對以后幾百年的歷史乃至五四文化運動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公安“三袁”，先祖居圻州，后移居荊州公安縣長安里。袁宗道(1560年--1600年)，字伯修，明萬歷十四年中進士，歷任翰林院編修，春坊右庶子等職；袁宏道(1568--1610年)，字中郎，萬歷二十年中進士，歷任吳縣知縣，吏部驗封司主事等職；袁中道(1570年--1626年)，字小修，萬歷年四十四年中進士，歷任徽州教授、南京吏部郎中等職。三人為同胞兄弟，時稱“三袁”，同為著名的文學革新派--“公安派”的領袖。其中袁宏道成就最大，名聲最著。
明代自弘治到萬歷中期，前后“七子”相繼統治文壇打百年之久，他們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主張摹擬剽竊。許多有遠見卓識的文人學者，都曾不滿“七子”派的文學主張和做法，但反對力度不夠，正當后“七子”首領王(世貞)、李(攀友)之學盛行，袁氏兄弟獨非之。宗道在館(翰林院)中，與同館黃輝力排其說。萬歷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宏道在吳縣縣令任內，薈集江南進步文人學士，吟詩、撰文，抨擊“七子”，首先提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這就是“公安派”的旗幟。后來，又由“三袁”兄弟發起，在北京城西崇國寺組織“蒲桃社”，繼續進行反復古運動。“中郎之論出，王(世貞)、李(攀友)之云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涂澤之病，其功偉矣。”(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中道在他兩個哥哥去世后， 繼續舉起“公安派”的旗幟，總結了推倒“七子”統治文壇的成績。對某些末流之弊，也作了實事求是的說明和糾正。“三袁”的文學主張及其清新流暢的作品，對當時文壇及后代文學的發展起了進步作用。特別是宏道的山水游記，清俊秀麗，自成一家。晚期散文家張岱說：“古人記山水手，太上酈道元，其子柳子厚，近時則袁中郎”。(《寓山注跋》)。
“三袁”不僅文名卓著，為官也清正廉潔。宗道以右庶子任東宮講官時，“省交游，簡應酬”，辦事“雞鳴而入，寒暑不輟”，致積勞成疾。他去世以后，連購買棺材及眷屬回故里的路費都是朋友們的捐助和賣盡他的書畫幾硯湊的。宏道任吳縣縣令時，在任僅二年，就使“一縣大治”，“吳民大悅”。辭去縣令后，“為人貸得百金”，作妻室生活費用。宰相申時行贊嘆說：“二百年來，無此令矣！”在吏部任職時，大膽革除弊政，懲治污吏，震動很大。中道也和他兩個哥哥一樣，為官到頭，只落得兩袖清風。
在袁氏三兄弟中，對“公安派”文學理論的形成，各自都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在反復的理論斗爭中，三袁組成了一個有序的梯隊。最先反對復古的先鋒當數袁宗道。正如文學評論價錢謙益在《列朝詩集小品》中所說：“公安一派”實自伯修（袁宗道字）發之。”袁宗道很早就推崇白居易和蘇軾，他把自己的書齋就命名為“白蘇”，其義就是提倡通俗的、接近口語的文字，做到作品明白易懂。
在袁宗道向復古主義的文學主張發起沖鋒之后，袁宏道繼之開展了全面的進攻，并完善了“公安派”的文學理論。他指出歷史上各個時代的文學作品“法不相沿”，鮮明地提出了反對崇古卑今的口號，而強調“各極其變”。他還提出具體的文學主張，認為反對摹古的武器之一就是要講究文學作品的真摯情感，即一切作品都要“從真情實境中流出”；另一個武器就是強調獨創，在同代詩人中，袁宏道鄙視前后七子，推崇徐渭，其原因就是詩能夠“盡翻窠臼，自出手眼”，也就是他在《與張幼于書》中所說的“見從己出”。
繼承并完成“公安派”學說的是袁中道。在三袁中，他的壽年最長，因此他得以鞏固兩位兄長的理論成果，并在各方面都有新的創見。他還被認為是“下啟竟陵派的一人”。
在中國文學史上，像三袁這樣的一母所生三兄弟能同時期躍登大雅之林，又在哲學思想、政治傾向、文學觀點、創作風格，以及性情、氣質方面高度的和諧一致，并且能夠互相配合實現文學革新的目標，是絕無僅有的。這不但是文學史上的佳話，更是一個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