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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胡適晚年，學界尚未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劃分不很統一。美國學者杰羅姆B格里德把1937年9月胡適赴美作國民外交作為其晚年的開始，依據是胡適赴美，標志著他“有效卷入社會與思想改革斗爭的結束”，在此之后的四分之一世紀中（直到1962年胡適逝世），由于“中國的歷史是由他幾乎毫不理解的種種力量來塑造的”，胡適缺少了一種“樂觀主義精神”；國內研究胡適的青年學者歐陽哲生似乎接受了格里德的劃分法，他認為，對胡適而言，1937年以前是“時勢造英雄”，1937年以后是“英雄造時勢”，1937年以后視作胡適的“晚暮”；另有一些學者則將胡適1949年離開大陸作為其晚年的開始。
胡適晚年起始什么時候？作為歷史的人，社會的人，我們不能不從他所處的歷史環境，不能不從他思想的發展階段加以考察。據此，筆者認為，1948年可以視為胡適晚年的分水嶺。所依證據有三。其一，1948年冬，北平已被人民解放軍層層包圍，國共內戰的形勢已非常明朗，國民黨政權的全面崩潰已成定勢。面對這即將發生的“天崩地拆”的激變，胡適完全可以接受中國共產黨的積極爭取，為建設新國家服務。然而，他視國民黨政府為“青山”，甘愿充當國民黨當局的“諍臣”和“諍友”，把自己的命運與即將垮臺的國民黨政權綁在一起，由此奠定了他以后十多年的人生軌跡。其二，從胡適思想的發展階段看，1948年9月5日，他在北平《世界日報》發表了著名的《自由主義》一文。在這篇文章里，胡適對自由主義的理念重新加以界定，具體表現為將“容忍”這一原則引入自由的范疇，賦予了自由主義一層新的含義。1959年3月19日，胡適又在《自由中國》雜志發表了《容忍與自由》一文，進一步闡述了容忍與自由的關系，“容忍”成為胡適晚年自由主義思想一個鮮明的特征。其三，1948年底，胡適離開北大后，最終接受蔣介石的勸說，前往美國為蔣介石政權尋求所謂“精神”與“道義”的支持，從此黃鶴一去不復返，一直流落海外，直至在臺島溘然長逝。這一時期，既不同于前此的留學或大使生涯，也不同于在國內的學者生涯，無論在政治上，學術上，抑或在生活上，精神上，胡適都經歷凄風苦雨的歲月，1948年成為他人生的黃昏的分水嶺。因此，從研究的角度審視，把這一年作為胡適晚年的的開始較為恰當。
--摘自《角色與命運》一書總序
“容忍比自由還重要”，胡適68歲生日時錄伯爾先生語，贈秘書胡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