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和德國作曲家兼指揮家理查施特勞斯之間的來往書信是20世紀前半葉最有趣的文本之一。這些信據英文譯本（加州大學1977年版）前言作者說，讀起來像戲劇。施特勞斯（1864－1949）的交響詩劇《唐璜》、歌劇《薔薇騎士》、《莎樂美》和《厄勒克特拉》等作品有著廣泛的聽眾，50年眾里尋他千百度，也只找到一位詩人能寫與他的音樂天才和脾性相匹配的歌詞；這位詩人是雨果馮霍夫曼斯塔爾。1929年，霍氏故去，施特勞斯竟覺得自己從此不可能再為歌劇譜曲了。1931年，施特勞斯請一位朋友致意茨威格，問作家是否愿意為他寫歌詞。隨后，命定般的一系列事件發生了，結果是以《一個沉默的女人》為名的作品誕生了，同時誕生的是一段親密的人際關系，這關系既有人道色彩，又富藝術韻味。這種關系的媒介是一束往來書信。1933－1935歐洲政治風云突變，使兩位藝術家的通信中斷。所以《茨威格和施特勞斯通信集》的時段是1931－1935。
施特勞斯知道茨威格酷愛音樂，喜歡收藏音樂家作品簽名本。麥克斯雷格爾曾經把19歲的茨威格寫的詩當歌詞譜成曲子。雷格爾（1873－1916），德國作曲家、管風琴家，反對標題音樂，以管風琴作品《巴赫幻想曲和賦格曲》著稱，另有管弦樂《伯克林組曲》行世。
施茨往來書信的第一封是作家寫給作曲家的。這封信據愛德華洛文斯基說像《葉甫蓋尼奧涅金》里達吉亞娜寫給王子的信。這位著名的作家給老作曲家寫信竟像一個羞澀的姑娘給她多年默默崇拜的偉人寫信。只不過這次是被崇拜者接受了追求他的羞赧的人。施特勞斯的回信直截了當，他希望茨威格給他寫歌劇。作曲家要求這個歌劇表現一個與從前作品女性角色不同的女人，或是一個女國際間諜，或是一個敲詐勒索的女人。施茨都是博覽群書的藝術家，性格和脾性卻大異其趣；往來書信很能反映兩人個性的不同。茨威格和施特勞斯在政治方面都天真得令人吃驚，從他倆應付納粹的方式里可以看出這一點。
茨威格以逍遙的姿態遠離政治；施特勞斯則完全沒有原則，他夢想利用政治為自己服務，結果是惹了一身騷。施茨通信涉及的主要是兩人的藝術觀念和對具體作品藝術形式的意見，也涉及當時藝術家謀生的方式和經濟狀況。由于施在納粹執政期間的特殊身份--帝國音樂事業管理人，所以他們的信中不可能不涉及猶太人問題，而茨威格又恰恰是猶太人！施特勞斯曾有一封情緒激昂的信給茨威格以表露自己的心跡：“你以為我是在‘我是日爾曼人’的思想指導下作曲的嗎？你相信莫扎特是作為‘雅里安人’作那些曲子的？我只知道有兩種人，一種是有才能的人，另一種是無才能的人。對我來講只有觀眾；我才不在乎他們是中國人、新西蘭人還是柏林人呢，只要他們買門票就行。”
這封信讓蓋世太保截獲了，到了希特勒手里。戈培爾的代表于是造訪作曲家，請他以健康為由辭去“帝國音樂管理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施特勞斯終于認清了專政下的生活狀況，當即同意辭職。他后來曾上書希特勒，希望別剝奪他上臺指揮音樂的權利，希特勒根本沒理睬他。
達吉亞娜給奧涅金寫了第二封信。王子開始向她求婚了，她卻表示拒絕。施特勞斯明白了，已經沒有什么可以挽回從前的友誼和合作。
“我這樣檔次的藝術家居然要征求（戈培爾）部長的意見該寫什么該演什么。……我真羨慕我的朋友茨威格，由于種族關系被迫害，倒可以公開或私下拒絕與我合作……我對‘藝術家’茨威格不能超然于‘政治時尚’之上而感到遺憾。”就在施特勞斯充滿矛盾地大談“政治時尚”時，作為歷史學家的茨威格卻無法不看到世界局勢的嚴重了。
他感到德國陰云密布，他知道風暴即將席卷全世界。戰爭爆發后，他先到美國，然后到巴西。盡管遠離了戰爭的恐怖和毀滅，他和妻子還是無法忍受“軸心國”的耀武揚威，雙雙自殺。“我問候所有朋友！愿他們活著看到長夜后的黎明！等不及的我準備獨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