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在線--中國青年報 趙平
有很長時間，我深為潛藏在中國學院派音樂人中的淺薄與浮躁而擔憂，至《圖蘭朵》演出，戴玉強升為“四高”，終于匯為一股強大的狂妄洪流；在音樂界內部，許多人已在忘情而起勁地歡呼，說這個世紀就是中國人的音樂時代，世界交響曲的中心，頂尖的歌劇人才搖籃，如此等等，甚囂塵上。
不過，有些事實他們實際上很清楚，比如維也納街上隨便一個聽眾也許都會聽出一首交響曲中跑調的一個音符；在20世紀的美國作為音樂的“新大陸”，就已建起了幾千個大型音樂廳；在英國、德國、匈牙利，一個廣播站也許就擁有一支大型的交響樂團……
最大的差距還來自于觀念，所謂音樂思想，這東西與浮躁、狂妄都是不沾邊的。在當下的中國，如果不能寄希望于形成這種思想，那么，首先在“技術”上能有所推進就成了最為現實的可行之舉。比如，從傅雷開始提出的對每一種樂器的分析，音樂文法的形成。當然，一大批非專業音樂評論家的出現，正在進行這種不帶成見的條分縷析的工作。比如，余華對色彩的關注，劉雪楓對古典音樂的流派、風格的梳理……當然，這一切都只是個開頭。
在這種不盡如人意的音樂現實背景之下，《房龍講述音樂的故事》的推出，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通過一個廣泛涉獵各種藝術的、不帶偏見、盡可能避免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的視角，來梳理西方古典音樂歷史---正是他的廣為世人所認知的把音樂放歸人類藝術史的視角，能使我們盡量公允、平和地得出關于人類歷史所形成的音樂思想，以及音樂本身對這個世界的改變。
房龍是一個對時髦的音樂人物極盡鄙夷、對真正的音樂家極力推崇的人，他最為欣賞的人是巴赫。他寫作音樂家的主要目的，最后都試圖靠近巴赫---這個像宇宙本體一樣偉大的“神”。西方古典音樂從來都是與神連在一起的，這是沒法超越或忽略的。這是西方古典音樂的靈魂。
在房龍看來，哪些東西是與音樂的神性相違逆的呢？比如，肖邦那樣“極端的有毒的民族主義”、“過分強烈的情感”，或是“女人”---肖邦的情人喬治桑、李斯特身邊的伯爵夫人，或是“盧梭的胡說八道”（他的回歸自然學說顯然是排斥神性的），這些東西都是房龍極力批駁并嘲弄的。
但房龍絕不是一個刻薄的人，比如，他對貧窮給莫扎特造成的傷害、對瓦格納的人格、對帕格尼尼的貪婪本性并沒有口誅筆伐，因為這些東西不僅沒有傷害到神性，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們各自獨特的音樂。另一個更為典型的例子是，他對不合時宜的怪僻的貝多芬性格的完全深入的分析，一下子讓我們體會到了他那本身兼具神性的悲憫情懷。
房龍來自“新大陸”，移民情結深深地浸入他的骨血，也正因為此，他不止一次地抨擊“巴黎和會”給各民族、國家帶來的深深的創痛，他甚至對因為“胡說八道把法國引入大革命的巨大動亂”的盧梭也不能原諒。無疑這些“動亂”造成了他心目中對音樂的巨大破壞，因此，他就使勁地想從各民族對音樂的貢獻中找到他的慰藉。“民族性”便成為他的音樂思想中位居“神性”之后的又一重要的音樂靈魂。
由此，我們又回到傅雷音樂思想中的民族性，它的確是當今世界音樂潮流中的新鮮血液。也許，盲目地以西方音樂標準來建構我們民族音樂基石需要到一定時候，我們才會真正找回民族音樂的神性與靈魂。這幾乎是不可超越的一條道路。
《房龍講述音樂的故事》房龍著 成都時代出版社 200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