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宗一
我沒有作過細的調查，我只是從身邊的青年朋友中了解到，現今讀文學專業的學生認真讀《儒林外史》的人并不多，碩士論文以它為主題的更少。那么一般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讀它的人可能就更少了。當然，這原因多多，不能作簡單的判斷。不過有一條我是堅信的，那就是魯迅先生說的“偉大也要人懂”。我并不認為我和不少教小說的人就都讀懂了這部厚重的書，而且更感到它的偉大至今還未被我們和我們的青年理解，即讀懂。通常我們一提《儒林外史》，很容易就會說它是一部偉大的諷刺小說，“范進中舉”進入中學課本以后，它的諷刺力量就更深入了人心。然而，為什么魯迅獨獨地感喟《儒林外史》的偉大也要人懂，而沒有用這句話來說其他幾部小說巨著呢？難道《紅樓夢》的偉大就被人讀懂了嗎？這里面是什么原因呢？
我首先感覺非常強烈的是，魯迅的心再沒比其他作品更和吳敬梓的心通了。大家熟悉魯迅的兩句相似的話，一是在《寫在〈墳〉后面》，一是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他說：“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地解剖我自己”。又說“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 我為什么看重這兩句話，這就涉及到了《儒林外史》和《阿Q正傳》以及魯迅其他寫知識分子的短篇小說的心靈紐帶。我認為，魯迅對《儒林外史》的理解，以及從中得到的警世，并不在于他的諷刺，借用現代小說敘事中所說的反諷，這就是說他們都把對自己的靈魂的解剖帶進了他們自己的小說。對于反諷有那么多理論闡釋它，我則認為反諷不同于諷剌，最重要的就在于它的自嘲與自虐，它的把自己“擺”進去，是“驀然回首”，我也在其中的深刻的自嘲，即強烈的靈魂自審意識。他不單單站在權威地位俯視卑劣靈魂進行揶揄、鞭笞，也不是那種靈魂站起來對這沒有站起來的靈魂的調侃。正是“我也在其中”的一種心態；這種心態的相通才有他對《儒林外史》的婉而能諷的評價。他的態度不可能是“金剛怒目”而含淚的笑，往往就有著自憐自審的內蘊。所以我認為要了解《儒林外史》是不是可以試著跳出過去通常所說的“諷刺小說”，而更要看重它的內核是“反諷”呢？雖然一字之差，但我覺得對《儒林外史》靈魂的把握會有極大的差異，也許會更感知到《儒林外史》一書與吳敬梓其人的深刻。我不是說諷刺與反諷刺有高下之分，而是覺得反諷是魯迅所說的對自己靈魂解剖得更無情，而解剖自己的靈魂更無情才有了反諷。所以把自己“擺”進去是一種真正的態度，一種實實在在的反思，這就回答了反思才是對最本質的東西的揭示的根據意義所在，我想這是《儒林外史》之所以偉大的原因。
我知道反諷是現代文學觀念給小說的審美與敘事帶來的一種新色素，我并不是事事處處認為這是中國的“古已有之”。我只是說從《金瓶梅》就已經有了事實意義上的反諷，而絕不是藝術理論和小說敘事學上去有意識地運用的反諷。這只能是事意義上的即藝術實踐上的反諷。這種事實意義的上反諷，從《金瓶梅》到《儒林外史》，我們發現了敘事者并不把自己放在權威地位上，雖然他也發現了認識上的差異、矛盾，并把它們顯現出來，因此《儒》繼承《金》的反諷都不是由敘事者講出來的，而是由文本的內在結構顯現，是自我意識出現矛盾的產物，或者可以更明確地說，反諷乃是在小說的敘事結構中出現了自身解構、瓦解的因素。
事實上，當我們閱讀《儒林外史》時，已經能覺察出幾分反諷意味。所以對《儒林外史》的意蘊應報以反諷的玩味。在小說中，種種凡人俗事既逍遙又掙扎著，表面上看小說在陳述一種世態，一種事實，自身卻又在隨著行動的展開而轉向一種解脫，一種向往，又是一種否定。這里面似乎包含了作者吳敬梓對認識處境的的自我解嘲，以莊子的“知止乎（其）所不（能）知”的態度掩蓋與填補著思考與現實的鴻溝。實際上我們不妨從反諷的角度去解釋《儒林外史》中那種入世近俗，與物推移、隨物賦形的思維形態與他對審美材料的關心與清賞。其中存在著自身知與不知的雙向運動，由此構成了這部小說反諷式的差異和亦莊亦諧的調子，使人品味到人類文化的矛盾情境。
面對人生的乖戾與悖論，承受著由已及人以及由人及己的心靈震動，這種用生命咀嚼出的人生況味，也許是前無古人的。吳敬梓的偉大在于他沒有居高臨下地裁決生活，而是以一顆悲天憫人的心靈去體察人們生活中的各種滋味。于是，《儒林外史》不再簡單地注重人生的社會意義和是非善惡的簡單評判，而是傾其心力于人生的況味的執著品嘗，傾心地展示的是他的主人公和各色人等的人生行進中的特異感受與生命體驗。他提供的雖僅是精神肖像和人格標本，但已是足夠了。我們研究者和讀者千萬不要忽視和小看了這個視角和視位的重新把握和精彩的選擇的價值。小說從寫歷史，寫社會、寫風俗到執意品嘗人生的況味，這就在更寬廣，更深邃的意義上表現了人性和人的心靈深層。這就是《儒林外史》迥異于它以前小說的地方，它會永遠通過它的反諷提供一面棱鏡，照出各色人等的行跡，它的反諷模式的藝術把握有待于我們進一步的思考與評說。
（作者 寧宗一 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中國網 2001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