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學彥
高考應試作文正在困擾著我們的語文教學，其弊端有二。
一，限時限字：中國的學生真能行，40-50分鐘就能寫出一篇文章，而且是決定一生前途命運的文章。中國從封建科舉到現在的高考，從來都是限時命題作文。這種形式的考試，必然制造出大量虛情假意的文章。從古到今的妙文佳詞浩如煙海，而其中的應試之作卻寥寥無幾。這并非應試者個個都才能低下，運筆遲鈍，實乃于有限之時難以做到構思之精巧、感情之真摯。歷史上那些屢考不第的才子們，用他們悲慘的命運證明了這種考試的弊端。我們知道：文章的真情實感，是對生活的長期觀察、體味，并充分發酵后醞釀出來的。40-50分鐘，根本來不及體味、醞釀，沒有發酵的面，能蒸出香醇可口的饃嗎？不生硬死板才怪呢！字數的限制也是毫無道理的。文之優劣不以字數定，該長則長，該短則短，更應提倡寫短文，尤其要偏愛那些短小精悍的文章。
二，閱卷不公：據說，高考閱卷為了追求高效率，一篇作文平均批閱時間不足一分鐘。我就不相信高考閱卷的老師個個都是“張松”（《三國演義》中的一個人物），有過目不忘的本領，即是“張松”，不足一分鐘，要對800余字的作文作出公正的裁判，鬼才相信哩！這樣的高考閱卷，已經對我們的作文教學（包括整個語文教學）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當學生得知他們十年寒窗聞雞舞筆而苦練出來的一點作文能力，將在不足一分鐘的時間內由某一個人作出決定他們命運的評判時，他們能不驚得目瞪口呆嗎！因此那些“識時務”的學生們，把高考作文的得分交給了命運之神，我們這些老師們也不得不為了學生的“前途命運”而大講作文的“應試之法”，大練作文的“應試技巧”，什么“點題要快，要讓閱卷老師一眼就能看出文章的中心”，什么“開頭要出彩，一下子就能給閱卷老師造成良好的印象”，什么“結尾要再次點題（以防有些閱卷老師只看結尾），給閱卷老師造成一個緊扣中心的完整印象”，什么“書寫要整齊，字體要美觀（這個要求本身是對的，但它的目的卻讓人反感）”，什么“寧可不要高分，也不能冒險（這里所說的‘冒險’，是指寫那些講究藝術性，體現個性，內容深刻而含蓄，要細細咀嚼才能品味出特色的文章。）”，諸如此類的“應試之法”，實在讓老師們哭笑不得，我們的作文教學全都是做給高考閱卷的老師們的，這豈不是中國教育的悲哀！我們平時給學生講的那些“文貴在真”，“文貴在新”，“文貴在深”等一系列的道理，在高考這個嚴酷的現實面前顯得蒼白無力，我們這些語文老師真是苦不堪言，無奈至極了。
在不能改變目前這種高考模式和閱卷方式的情況下，我建議：取消高考作文。這樣，可以減少不公平的因素。
高考作文可以取消，但對學生寫作能力的考查卻不能取消，可以加大閱讀筆答題以代替高考作文，如閱讀中對某些問題的闡述，對某些景象的描述，對某些事件的敘述，對某些事理現象的說明等，都可以達到考查學生基本寫作水平的目的。
現在的高考作文，一是評分不公，二是不符合生活的實用性要求。如今社會提筆作文，大量的是起草合同，寫廣告，寫自傳，寫通知，寫時事生活評論，寫講話稿，寫實驗報告，寫科技論文，其次，極少數人才是從事文學創作，寫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很多人（包括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學生）寫不了工作總結、經驗材料，寫不了講話稿，不會起草文件，不會寫廣告、通知，這正是我們語文教學的悲哀！
我們不要求學生能寫出像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等人所寫的那樣優美的詩詞，也不要求學生能寫出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那樣優美的散文，也不要求學生能寫出魯迅《祝福》、《藥》那樣動人的小說，但我們為什么不能讓學生寫出對那些詩詞、散文、小說的鑒賞文字，這些鑒賞文字的優劣已足以評價一個學生寫作能力之高低了。我們希望培養出優秀的作家，但我們語文教學的主要目的絕不是培養作家，而是培養學生閱讀和寫作、聽話和說話的能力。能聽明白別人的話，能說清楚自己的話，能讀懂別人的文章，能寫出自己想要說的話、想要表達的意思，語文教學的任務就算完成了。高考就應該從這個角度去考查。當然，如果一個中學生在報刊雜志發表過較高質量的文章或文學作品，已經顯示出他的語文才氣，高考錄取時，不妨給他的語文加上一定的分數，特別突出的，還可以免試特招。這樣，既體現了語文教學的主要目的，也有利于文學人才的脫穎而出。
不考作文，不等于學生的寫作能力得不到培養。平時的作文訓練，一要立足于實用，二要有利于發現文學人才，只要這兩條措施能跟上，高考又能給寫作優秀者以優惠的政策，何愁學生沒有寫作的興趣呢？學生有了寫作的興趣，何愁他們的寫作能力得不到培養和提高呢？從這個意義上講，語文教育的改革出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高考的改革，我們期盼著高考改革的春風能吹綠語文教育這塊即將干枯的園地。
200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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