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的雜文犀利、深刻，一篇篇雜文如匕首、投槍刺向敵人胸膛。其雜文集名，同樣反映出了他的“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恨和“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愛國之心。
《熱風》先生前期雜文集，1925年出版。先生對于當時的黑暗現實頗為不滿，寫文章進行抨擊，“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癥究竟如何。”然而“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稱之為《熱風》。”
《墳》先生前期雜文集，1926年出版。先生認為“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明一同早逝去，在逝去，要逝去棗不過如此，但也為我所十分生愿的”，所以先生將雜文集命名為《墳》，意即將“一切一切”都埋掉。但先生又自認為沒有劉伶那中“死便埋我”的放達，“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時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所以，命名為《墳》也是一種“取巧的掩飾”。
《華蓋集》收集先生1925年所作雜文。先生有詩云：“運交華蓋欲何求”，華蓋運，在和尚是好運，頂有華蓋，是成佛作祖之兆。而在凡人則是厄運，華蓋在上，人給罩住了，便四處碰壁。1925年，先生因《咬文嚼字》和《青年必讀書》而遭到一些所謂學者文人的攻擊，先生自稱“碰了兩個大釘子”，所以先生將這本雜文集命名為《華蓋集》。而出版于1926年的《華蓋集續編》則是因為“年月改了，情形依舊”。
《而已集》先生1927年所作雜文集，1928年出版。面對反動軍閥大肆屠殺革命黨人和進步人士，先生既憤恨，又無能為力，“這半年我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然而我只有雜感而已。淚揩了，血消了，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用鋼刀的，用軟刀的。而我只有‘雜感’而已。連‘雜感’也被‘放進了應該去的地方’時，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三閑集》收集先生1927年至1929年所作雜文三十四篇。1928年，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之間有過一次以革命文學問題為中心的論爭，成仿吾說魯迅先生“坐在華蓋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說舊聞”，是一種“以趣味為中心的文藝”，“這種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它所暗示著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自己騙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著的是閑暇，閑暇，第三個閑暇。”所以先生在1932年出版該集時，“編成而名之曰《三閑集》，尚以射仿吾也。”
《二心集》收集先生1930年至1931年所作雜文，1932年出版。1930年，《民國日報》載有署名男兒的文章《文壇上的貳臣傳棗魯迅》，說“魯迅被共產黨屈服”，“所謂自由運動大同盟，魯迅首先列名；所謂左翼作家聯盟，魯迅大作講演，昔為百煉鋼，今為繞指柔”等。而在此之前，亦有人說魯迅的言動，“都由于莫斯科的命令”。所以先生“仿《三閑集》之例而變其意，拾起來做了這一本書的名目”。來揭示“御用文學家的給了我這個徽號，也可見他們的文壇上是有皇帝的了。”
《偽自由書》1933年上半年，魯迅用“何家干”的筆名在《申報》的《自由談》上發表短評，“這些短評有的由于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于時事的刺戟”，“時有對于時局的憤言”，5月以后便不能發表，先生知道“《自由談》并非同人雜志”，所謂“‘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所以將投給《自由談》的已刊和未刊的雜文收成集子，稱為《偽自由書》，于1933年出版。
《準風月談》收集先生1933年下半年所作雜文，1934年出版。1933年5月，《自由談》登出啟事：“吁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少發牢騷，庶作者編者兩蒙其休。”魯迅先生不得不適當改變內容，“談風月就談風月吧”，以隱晦曲折的手法來寫。這些雜感，表面上是在談“風月”，實質上是從“風月”來映出“風云”，所言者小，所見者大。因此先生稱之為《準風月談》。
《南腔北調集》1933年1月上海《出版消息》發表了署名為美子的一篇文章，其中寫到魯迅說：“魯迅很喜歡演說，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調’，然而這是促成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條件之一。”先生自己說：“真的，我不會說綿軟的蘇白，不會打響亮的京腔，不入調，不入流，實在是南腔北調。”所以先生將1934年3月出版的這個集子命名為《南腔北調集》，是一種自嘲，更是對美子的嘲諷。
《且介亭雜文》1935年，先生在上海“越界筑路”區域棗即“半租界”棗收集1934年所作雜文，命名為《且介亭雜文》，“且介”即取“租界”二字各一半而成，意喻中國的主權只剩下一半。后又有《且介亭二編》、《且介亭末編》。
《花邊文學》收集先生1934年所作雜文，1936年出版。作者在該集的序言中對于命名原由作了解釋：“（一）因為這類短評，在報紙上登出來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二）因為‘花邊’也是銀元的別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費，其實并無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