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寶
作者創造出一個敘述者，通過操縱敘述者來監視整個敘述行為以及其所產生的敘述世界。在如此過程中，敘述者與整個敘述的各種關系互動聯系中便產生如下功能：“作為與敘述接收者相呼應的主體--傳達職能；作為小說的講述者--敘述職能；作為敘述進程的控制者--指揮職能；作為對敘述中的故事之評論者--評論職能；自己作為一個人物--自我人物化職能。”[1]
比如《狂人日記》中的“我”，作為日記正文中的敘述者便具有以上諸多職能：傳達、敘述、自我人物化等。再比如《孔乙己》中的“我”，作為故事講述者也具有最基礎的敘述職能。這里我們分析《藥》的敘述特色，首先最顯著的差異便是《藥》中沒有出現作為人物化的敘述者“我”。魯迅作于五四時期的26篇小說中，有12篇敘述者為“我”。《藥》在敘述上顯現的藝術性之一便是“剖面式”敘述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客觀化敘述格局。小說《藥》由四個部分組成，這些片斷構成了四個相對獨立的場景敘述。四個場景單獨敘述，大部分情節線索略而不敘。作者采取絕對客觀式敘述，在四個場景敘述中，敘述者力圖消除任何敘述行為的痕跡。敘述者在《藥》中幾乎完全匿跡。《藥》中的敘述者沒有《狂人日記》中那么明顯，小說只是選擇了四個孤立的場面，即買藥、煎約、談藥、上墳這四個故事片斷，并沒有將之串聯為情節線索發展明晰的故事整體。眾多的情節之間，通過對話，細節等藝術手法多樣補充、暗示使小說人物顯得模糊而迷惑。“高度的剖面選擇，正是《藥》的敘事特征，重建缺失部分，既無必要也無可能。小說中人物之迷惑感，把握不往生活之苦惱，在剖面式片斷形式中體現出來。”
具體分析這四個場面敘述，我們又可以找出之間的敘述特征差異。第一場面買藥敘述中，作者以一種客觀的冷靜手法敘述華老栓買藥過程，可以稱為一種行動敘述。敘述者隱藏在眾多人物之后，并沒有過多參與人物內心心理世界。第三個談藥場面中，全段主體由談話組成。這一系列對話在文本中呈現出某種敘述學審美效果。例如：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你生病么？”一個花白胡子的人說。“沒有”“沒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兒子……”；“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運氣了你！你運氣，要不是我信息靈……。”這些對話句子中，有些直接引語形式已發生一些變化。例如某些引導句被取消，因為引號與分段已足以隔開引語，而上文足以指明說話者是何人。這種省略處理，使敘述語流更加自然，也突出了場景的實際現場效果。
最后，我們應對《藥》中出現的幾個人物作一敘述學意義上的分析。魯迅以“華”“夏”作為兩家人物的姓顯然具有一定的象征含義。格雷瑪斯運用語義方陣的結構模式來解釋敘述學的示范分析。權借格雷瑪斯的下圖為例：
被允許的關系（屬文化） 被貶斥的關系（屬天性）
正常結合（規定性） 非正常結合（被禁止）
C1 C2
C3 C4
“正常“結合（非禁止） 非正常結合（非規定性）
圖中表示在法國社會中，受到惠許的是C1和C3，因而可為主人公所有；另外兩個極點C2和C4屬于反面主人公的特征，并被視為進入了超常理的（即天性的）領域。
我們可以借用這一方陳理論來解釋《藥》中的隱喻關系：
華老栓 夏瑜
黑衣人 華小栓
圖中，C1表示買藥者華老栓；C2表示被殺者夏瑜；C3表示殺人者黑衣；C4表示吃藥者華小栓；其中多了一個中介者康大叔。
這樣，我們便可更加直觀地了解到眾多人物之間的價值、社會的矛盾和沖突。華夏兩家的沖突和無法溝通的隔絕狀態所造成的人生與社會悲劇意義更加突兀體現出來。夏瑜表示的被禁止的與被貶斥的地位處境越發令人體味。然而，對另一個時代來說，解釋可能與此相反。我們當今閱讀小說過程中參照的社會道德標準正與小說文本故事相反。
、“藥”的故事
作者創造出一個敘述者，通過操縱敘述者來監視整個敘述行為以及其所產生的敘述世界。在如此過程中，敘述者與整個敘述的各種關系互動聯系中便產生如下功能：“作為與敘述接收者相呼應的主體--傳達職能；作為小說的講述者--敘述職能；作為敘述進程的控制者--指揮職能；作為對敘述中的故事之評論者--評論職能；自己作為一個人物--自我人物化職能。”[9]
比如《狂人日記》中的“我”，作為日記正文中的敘述者便具有以上諸多職能：傳達、敘述、自我人物化等。再比如《孔乙己》中的“我”，作為故事講述者也具有最基礎的敘述職能。這里我們分析《藥》的敘述特色，首先最顯著的差異便是《藥》中沒有出現作為人物化的敘述者“我”。魯迅作于五四時期的26篇小說中，有12篇敘述者為“我”。《藥》在敘述上顯現的藝術性之一便是“剖面式”敘述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客觀化敘述格局。小說《藥》由四個部分組成，這些片斷構成了四個相對獨立的場景敘述。四個場景單獨敘述，大部分情節線索略而不敘。作者采取絕對客觀式敘述，在四個場景敘述中，敘述者力圖消除任何敘述行為的痕跡。敘述者在《藥》中幾乎完全匿跡。《藥》中的敘述者沒有《狂人日記》中那么明顯，小說只是選擇了四個孤立的場面，即買藥、煎約、談藥、上墳這四個故事片斷，并沒有將之串聯為情節線索發展明晰的故事整體。眾多的情節之間，通過對話，細節等藝術手法多樣補充、暗示使小說人物顯得模糊而迷惑。“高度的剖面選擇，正是《藥》的敘事特征，重建缺失部分，既無必要也無可能。小說中人物之迷惑感，把握不往生活之苦惱，在剖面式片斷形式中體現出來。”
具體分析這四個場面敘述，我們又可以找出之間的敘述特征差異。第一場面買藥敘述中，作者以一種客觀的冷靜手法敘述華老栓買藥過程，可以稱為一種行動敘述。敘述者隱藏在眾多人物之后，并沒有過多參與人物內心心理世界。第三個談藥場面中，全段主體由談話組成。這一系列對話在文本中呈現出某種敘述學審美效果。例如：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你生病么？”一個花白胡子的人說。“沒有”“沒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兒子……”；“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運氣了你！你運氣，要不是我信息靈……。”這些對話句子中，有些直接引語形式已發生一些變化。例如某些引導句被取消，因為引號與分段已足以隔開引語，而上文足以指明說話者是何人。這種省略處理，使敘述語流更加自然，也突出了場景的實際現場效果。
最后，我們應對《藥》中出現的幾個人物作一敘述學意義上的分析。魯迅以“華”“夏”作為兩家人物的姓顯然具有一定的象征含義。格雷瑪斯運用語義方陣的結構模式來解釋敘述學的示范分析。權借格雷瑪斯的下圖為例：
被允許的關系（屬文化） 被貶斥的關系（屬天性）
正常結合（規定性） 非正常結合（被禁止）
C1 C2
C3 C4
“正常“結合（非禁止） 非正常結合（非規定性）
圖中表示在法國社會中，受到惠許的是C1和C3，因而可為主人公所有；另外兩個極點C2和C4屬于反面主人公的特征，并被視為進入了超常理的（即天性的）領域。
我們可以借用這一方陳理論來解釋《藥》中的隱喻關系：
華老栓 夏瑜
黑衣人 華小栓
圖中，C1表示買藥者華老栓；C2表示被殺者夏瑜；C3表示殺人者黑衣；C4表示吃藥者華小栓；其中多了一個中介者康大叔。
這樣，我們便可更加直觀地了解到眾多人物之間的價值、社會的矛盾和沖突。華夏兩家的沖突和無法溝通的隔絕狀態所造成的人生與社會悲劇意義更加突兀體現出來。夏瑜表示的被禁止的與被貶斥的地位處境越發令人體味。然而，對另一個時代來說，解釋可能與此相反。我們當今閱讀小說過程中參照的社會道德標準正與小說文本故事相反。
、“藥”的故事
作者創造出一個敘述者，通過操縱敘述者來監視整個敘述行為以及其所產生的敘述世界。在如此過程中，敘述者與整個敘述的各種關系互動聯系中便產生如下功能：“作為與敘述接收者相呼應的主體--傳達職能；作為小說的講述者--敘述職能；作為敘述進程的控制者--指揮職能；作為對敘述中的故事之評論者--評論職能；自己作為一個人物--自我人物化職能。”[9]
比如《狂人日記》中的“我”，作為日記正文中的敘述者便具有以上諸多職能：傳達、敘述、自我人物化等。再比如《孔乙己》中的“我”，作為故事講述者也具有最基礎的敘述職能。這里我們分析《藥》的敘述特色，首先最顯著的差異便是《藥》中沒有出現作為人物化的敘述者“我”。魯迅作于五四時期的26篇小說中，有12篇敘述者為“我”。《藥》在敘述上顯現的藝術性之一便是“剖面式”敘述以及與之相對應的客觀化敘述格局。小說《藥》由四個部分組成，這些片斷構成了四個相對獨立的場景敘述。四個場景單獨敘述，大部分情節線索略而不敘。作者采取絕對客觀式敘述，在四個場景敘述中，敘述者力圖消除任何敘述行為的痕跡。敘述者在《藥》中幾乎完全匿跡。《藥》中的敘述者沒有《狂人日記》中那么明顯，小說只是選擇了四個孤立的場面，即買藥、煎約、談藥、上墳這四個故事片斷，并沒有將之串聯為情節線索發展明晰的故事整體。眾多的情節之間，通過對話，細節等藝術手法多樣補充、暗示使小說人物顯得模糊而迷惑。“高度的剖面選擇，正是《藥》的敘事特征，重建缺失部分，既無必要也無可能。小說中人物之迷惑感，把握不往生活之苦惱，在剖面式片斷形式中體現出來。”
具體分析這四個場面敘述，我們又可以找出之間的敘述特征差異。第一場面買藥敘述中，作者以一種客觀的冷靜手法敘述華老栓買藥過程，可以稱為一種行動敘述。敘述者隱藏在眾多人物之后，并沒有過多參與人物內心心理世界。第三個談藥場面中，全段主體由談話組成。這一系列對話在文本中呈現出某種敘述學審美效果。例如：
“老栓，你有些不舒服？--你生病么？”一個花白胡子的人說。“沒有”“沒有？--我想笑嘻嘻的，原也不像……”；“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兒子……”；“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運氣了你！你運氣，要不是我信息靈……。”這些對話句子中，有些直接引語形式已發生一些變化。例如某些引導句被取消，因為引號與分段已足以隔開引語，而上文足以指明說話者是何人。這種省略處理，使敘述語流更加自然，也突出了場景的實際現場效果。
最后，我們應對《藥》中出現的幾個人物作一敘述學意義上的分析。魯迅以“華”“夏”作為兩家人物的姓顯然具有一定的象征含義。格雷瑪斯運用語義方陣的結構模式來解釋敘述學的示范分析。權借格雷瑪斯的下圖為例：
被允許的關系（屬文化） 被貶斥的關系（屬天性）
正常結合（規定性） 非正常結合（被禁止）
C1 C2
C3 C4
“正常“結合（非禁止） 非正常結合（非規定性）
圖中表示在法國社會中，受到惠許的是C1和C3，因而可為主人公所有；另外兩個極點C2和C4屬于反面主人公的特征，并被視為進入了超常理的（即天性的）領域。
我們可以借用這一方陳理論來解釋《藥》中的隱喻關系：
華老栓 夏瑜
黑衣人 華小栓
圖中，C1表示買藥者華老栓；C2表示被殺者夏瑜；C3表示殺人者黑衣；C4表示吃藥者華小栓；其中多了一個中介者康大叔。
這樣，我們便可更加直觀地了解到眾多人物之間的價值、社會的矛盾和沖突。華夏兩家的沖突和無法溝通的隔絕狀態所造成的人生與社會悲劇意義更加突兀體現出來。夏瑜表示的被禁止的與被貶斥的地位處境越發令人體味。然而，對另一個時代來說，解釋可能與此相反。我們當今閱讀小說過程中參照的社會道德標準正與小說文本故事相反。
[1]趙毅衡《苦惱的敘述者》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94年 第25
作者郵箱： zzb1234@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