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之純
巴金走了。這位深深自責幾十年懺悔幾十年的世紀老人，終得大解脫。
正如巴金的活著，已經是超出個體生命意義的符號象征，他的逝去，也同樣超越一般的生死，成為一場蘊涵豐富的公共事件---從人們紛紛的緬懷語辭中不難看出，此時的巴金，如同一塊無所不包、人人可擠的思想海綿，諸多人借巴金爭相闡述“社會責任”、“文學良知”、“懺悔勇氣”等概念；更有許多人在借著肯定巴金的機會，表達自己對“講真話”這一文學良心的忠誠追隨，對自己作著或直白或曲盡其意的肯定。
巴金得到了無上的贊譽。在一個懺悔了幾十年，對自己始終不愿意寬恕的老人靈前，這樣眾口一詞，令人微微感覺到一種郁悶---這樣的贊頌，難道真是巴金老人愿意聽到的嗎？所謂“蓋棺論定”，對巴金這樣的智者、勇者來說，我想，倘其在天有靈，他愿意聽到的肯定是更為中肯的評價，而不是有溢美之嫌的諛詞。當然，在以“逝者為大”、“為逝者諱”的社會傳統中，這樣的贊頌是符合常情的。但具體到巴金老人身上，卻未免是對其度量和智慧的小覷。
一個真誠的懺悔者，他決不是為了表演而懺悔的。對一個真誠的懺悔者，他所需要的也不僅是贊頌。懺悔不只是為了告慰自己的心靈，更希望更多人及至整個社會共同的反思---不是以中庸姿態作“適可而止”的安慰，更不需太多贊頌。對懺悔行為的過度贊頌，勢必將懺悔輕佻化、戲劇化、庸俗化，沖淡懺悔中所包含的那些真誠。
我們必須注意這么一種濫俗的傾向：就是將贊頌巴金，當作一種“表態”，當作一種標榜。贊頌巴金與否，不是、也不該是區分所謂“文學良心”的試紙。贊頌別人的懺悔，決不能等同于自身的懺悔。
文學的良心和勇氣，決定著一個時代的歷史標高。沒有自嘲勇氣的文學，不僅無法拯救更多的心靈，甚至有可能將一些心靈引向膚淺和墮落。李敖寫道：“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他的職業就是反對、反對、反對……”。真正的文學家，最應該的姿態只能是批判、揭示和自省。巴金是中國那段特殊動蕩時期文人生活的典型標本之一---他不同于沈從文式的埋頭故紙堆一言不發，也不同于老舍等人不堪受辱毅然自裁。他曾經真誠地寫作，也曾經違心地“批斗”，最后又回歸真誠的懺悔。可以說，勇敢地對巴金一生的悲喜劇進行反省，其實也是對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命運的反省。從巴金老人后半生的心路歷程看，這樣做非但沒有絲毫對巴老的不敬，甚至還是對其的大敬。
所以，巴金的解脫，不是生者的解脫---相反，面對逝去的巴金，凡以著述中人自許，自覺是以文學為使命者，都應該以巴老為鑒，對自己的作品和良心進行一番回視內省。比如，在當前這個商業文化泛濫的時代，自己是否堅守住了文學的貞操？是否如巴金一樣務求“蘸著心血寫作”？對世人世事，是否抱著一種大悲憫的態度觀察，像巴金一樣“以人類之悲為自己之悲”，勇作“人類苦難的歌人”？
這樣的充滿理性色彩的反躬自省，才是對巴金老人最好的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