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錫良
當我追問生命的意義的時候，我內心就有一股電流流過心頭。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一個人，他就是那個終身不得志，只以副教授退休的弗洛伊德。他曾經在臨終這樣寫信給自己的情人瑪麗亞：
“當一個人追問生命的意義和價值時，他就得病了，因為無論意義還是價值，客觀上都不存在。一個人這樣做，只能說明他示得滿足的原欲過剩。”
這就是說健康的人不必追問生命的意義。因為，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是充滿活力的，他的欲望都是能夠滿足的。只有當生命處于病態的時候，他才會回過頭來問一問生命存在什么意義與價值。因為生命健康地存在就是意義與價值。如果還要企圖追問追加在生命上的其他意義，那么他就是不夠自信，不夠健康的表現。
這樣說，是不是有點絕對了一點？也許吧。但是，或許這樣說，也道出了人性弱點的某些秘密。歷史上凡是那些表現出強大健壯體魄，有著非凡能力的人，常常是現實世界的強大行動者，在真實的生命世界里博弈，而不是在閨閣花前柳下不斷地哀鳴禱告。他們從來沒有認真地傾聽過自己一次自己內心靈魂的聲音。我們沒有聽過一個政治強人發出過一次來自心靈的聲音。希特勒的《我的奮斗》，充篇都是狂妄的叫囂。他當年的一個咳嗽，就能夠讓一個國家滅亡。讓成千上萬的智慧的猶太人焚尸滅跡。政治強人從來不寫那些“月滿西樓”之類的詩詞。像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樣的聲音應該是來自生命的深處，來自靈魂的激蕩。但是，正因為一個人開始能夠寫出這樣的生命之詩的時候，其實意味著在現實政治中他是一個失敗的生命。那些有著異常健壯體魄的人常常不必對自己的靈魂作出如此動聽的哀婉凄絕的傾訴。他們直到生命的臨終前的一刻，也仍然是想到權力與財富的。張文質先生是一個對生命的意義與價值有著持續追問精神的人，他最近有一段話很有意思，他說：
“我的老師問我：那些達官貴人的孩子有一個是教師、醫生或者哪怕是一個律師也好啊，有嗎？我說，應該沒有吧。他們不需要證明心靈、身體和法律的價值，只撲向權力和財富。大概如此吧。”從這個簡短的對話，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李后主李煜式的詩人。有著絕世的才華，對心靈有著特殊的敏感與悟性，他的生活是柔弱而溫和善良的。但是，他沒有強力的體魄與行動這是肯定的。
其實，這個道理是很淺顯的。在中國，達官貴人的子弟為什么不去做教師、醫生，甚至連律師也不愿意做？因為，前二者都是關注生命的職業，前者要善于傾聽來自心靈的聲音，后者關注并修復靈魂的載體--肉體生命。而律師職業，在一個根本沒有法治的社會里其實也純粹只是一種掙錢的工具。如果有更好的爭取權力與財富的捷徑，又何必要去當個律師來費口舌在權貴的夾縫中討生活呢？還不如直接撲向權力與財富。那是一只餓虎才能夠做得出來的事情。而餓虎簡直就是強力的代表。這樣的人直到死也不會追問或者不需要追問一下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的。
活著其實是個難題。當然，這是相對于人來說，而不是相對于其他智力相對低下的動物來說。人的生命意義問題，始終擺脫不了這樣一個二難選擇：是做一個憂愁的蘇格拉底還是做一只快樂而滿足的豬？
在西方，追問生命的意義的人是精神貴族。這樣的人，常常有著巨大的家族遺產，或者有著豐厚回報的悠閑職業。或者有著超脫于世俗功利的人生境界對的追求的精神氣質。有真正宗教的地方，才有生命的意義真問題。人之所以追問生命的意義，活著的價值，完全是因為人有一個任何別的動物都沒有的智慧大腦。人滿足腸胃，只要行動上的強力就可以了。但是，要滿足智慧的腦袋對世界的好奇心與求知欲，卻必須有著特別的閑情與悠閑。人如果一直生活在生與死的邊緣，為胃而活，那么，他就無暇他顧。因此，行動上的強力者，那些從來不曾追問生命的意義，最害怕的就是被他統治的人去追問生命的意義。任何政治行動強力者，都是害怕宗教，更害怕他的子民信仰宗教。為什么這樣說？柏克是一位靈魂的大師，他曾這樣分析說：
“你們的獨裁者們是用恐怖手段來統治的。他們知道，誰畏懼上帝，誰就對別的東西無所畏懼。于是，他們就把那種惟一能夠產生真正勇氣的畏懼從頭腦中斬草除根。”
就因為這句話，我對英國的柏克是充滿敬意的。他一語道出了任何獨裁者的奧秘。回頭想想希特勒那樣迫害智慧而堅定的猶太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猶太人有堅定虔誠而執著的信仰，因為對上帝的敬畏而產生的面對死亡的勇氣，激怒了這個獨裁者。使他務必除盡而后快。
因此，回頭想弗洛伊德臨終前的話也許是一個反話。也就是說，那些從來沒有真正傾聽過來自自己心靈深處的人才是真正的病態。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從原始的叢林中走出過來。他們從來沒有真正擺脫過一次叢林法則。作為人，其真正的價值就是追問生命的意義，按照自己生命的尊嚴來主宰自己的命運。因此作為德國的哲人，康德是偉大的。因為他終身把一個大寫的人，充滿尊嚴的人高高地舉在頭上。但是，黑格爾卻是病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