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中江中學校 鄒紅軍
蒲松齡的短篇小說《促織》，敘寫了明宣德年間童生成名，被“猾胥報充里正”后，與促織相關的一系列悲酸故事。小說情節曲折跌宕，人物心理刻畫細致入微，特別是對比手法的充分應用，有力地突出了文章的表現力、主題思想。下面，筆者試從小說中對比手法的應用分析入手，探析文章的寫作特色。
促織盛產地與稀有地征收促織成對比：“此物故非西產”，實際上，這是作者故意在用陜西征促織之舉與盛產征促織作對比。俗話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但陜西之為政者卻都偏偏這樣做，而且陜西官僚的征促織之舉還偏要勝過盛產促織之處（從“上嘉悅”可看出）。故“傾數家之產”為平常，“迂納”之人被“報充里正役”為必然，“游俠兒得佳者”“昂其直”為可能。作者之憎惡猶然在目，弄權者無視民生之丑態亦畢現。
成名前后職業、命運狀況作對比：成名“操童子業，久不售”時的清貧、苦讀，寧靜平和的人生與“充里正役”時的惟思自盡、曲折跌宕、幾番沉伏的命運，極盡痛楚的辛酸成為鮮明的對比，祥略異常突出，當朝者的喜怒哀樂和為政者“媚上官”支配、控制著老百姓的悲苦。可以說，老百姓的悲苦就是他們創造出來的。
成名自身前后際遇的殊異，是最鮮明的對比：“操童子業”變成“充里正役”；“久不售”之“久”與“不終歲”后的“賞成”“免成役”及“后歲余”之“厚賚成”；“迂訥”之成名的“久不售”、“百計不能脫”“思自盡”等與“不數歲”后巨富，數歲余的“田百頃、樓閣萬椽，牛羊蹄各千計”、“過世家焉”等更是變化之大，實難意料，而這些變化、對比恰恰又是為政者湖涂為政所為。看似辛酸得來，順理成章，然于民何益？相反，“烏紗之橫”、“皂隸之俗”（袁宏道語）卻隱可見之。
另外，成名無意中“成名”富貴，與前番“操童子業”形成鮮明對比，走“正道”“久不售”，走“媚上”之道卻可以數歲“過世賈”，那“正道”何以申揚？
成名的無能與駝背巫的妙算的對比：成名之無可奈何和駝背巫的“道人意中事，無毫發爽”又是一組對比。凡夫俗子只能看天過日子，隨意生活的逼迫，駝背巫卻能游戲人間，吃人錢財。這又反比出普通人生存之艱難。同時，這又曲折地暗示了老百姓希望有一種力量可以超越一切規矩，給人指一條出路。
成名與村中好事者形成對比：成名與“村中少年好事者”在斗促織中神情、動作對比鮮明。起始，一方“掩口胡盧而笑”，一方“自增慚怍，不敢與較”；繼而，一方爽朗“大笑”，一方無奈應斗，最后，“大駭”對“大喜”。其中，成名自己前后神情、動作等也對比鮮明。這是小說的故事高潮，細致地對比刻畫，才能真實、生動地再現那種既現實，又離奇的“人生”，才能淋漓盡致地刻畫出成名的辛酸和苦痛。
諸多官僚的征促織、獎成名形成對比：“上”、“撫軍”、“宰”等見成名所獻之促織，“大悅”并“賞成”、“詔賜”、“免成役”、“厚賚成”等，此等官僚賞罰分明，大舉賞賜與其征促織的殘忍，與民眾所期待的“德政”、“仁政”等對比中美丑自見。為政者不計民生，不理民事，不謀其位的丑態盡現。
成名之子一個人兩個形象又是對比：成名之子的“竊發盆”，導致促織“斯須就斃”后“懼”“面色灰死”與其化成促織之后的大智若愚，“輕捷善斗”、“應節而舞”等形成鮮明對比，仿佛一夜之間成熟了，思想上有行孝之意，行為上有獻身之舉，策略上有超凡之舉，勝過普通人！這是成名人生際遇轉變的關鍵，但靠的卻是自己年幼的兒子身化促織，一夜成熟的“促織兒子”之勇武伶俐，這與多數人所期望的寒窗苦讀，“學而優則仕”是多大的反差。這對當朝者又何嘗不是最絕妙的嘲諷，對成名的無能更是嘲諷。同時，這又是對另一種力量的期盼，特別是拋下自己的臭皮囊，換一種行頭（拋下世俗的，科舉的等行頭），說不定就可以更充分地展現人之價值！
文章的喜劇結局與其情感基調對比深刻：以成名的成名顯貴，富耀一方結局，是典型性地中國式喜劇結局。但掩卷而思，卻難有欣慰、喜悅之感，個中辛酸、悲楚卻縈繞于胸，難以釋懷。這是典型的以樂寫哀，猶如在凄美的笑聲中觸摸難以愈合的傷口，這種 敘事的外在完美結局和主題情感的強烈傷懷又形成一組對比。
從以上分析可看出，《促織》一文處處應用對比手法，對比中借古諷今，深刻揭示了為政者之貪婪、兇殘、自私，批判了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橫征暴斂的罪惡，表現了老百姓為生計奔波的勞苦、辛酸和艱難，也寄托了作者對受盡欺凌和迫害的下層群眾的深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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