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腐敗”在目下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實，花樣之繁多，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但正如同孫悟空七十二變，那根尾巴無法隱去一樣，“學術腐敗”也是萬變不離其宗，其根本特征就是“私”字當頭，無視學術道德。形式之一，就是貪天之功據為己有，不擇手段地將他人成果攘為己物。
人們談及時下的“學術腐敗”，
每每搖頭唏噓，哀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其實，學術腐敗行為如果不是“古已有之”，至少也是“源遠流長”。且舉半個世紀以前的幾個小事例為證。
十數年前，我讀到一位吳祥麟先生發表在《中央亞細亞》1943年第2期第1號上的一篇論文，題作《古代希臘人關于中亞和中國的知識》，印象十分深刻，對作者的西學修養和文章的邏輯力量由衷敬佩。據文章末尾的介紹，這位吳先生是當時北京一所著名學府的教授。我當時的心情真是欣喜和驚訝共生，遺憾和惆悵并存。欣喜和驚訝的是，幾十年前就有人做出那樣出色的研究成果來，感到前輩學者的學問真是了不起；遺憾和惆悵的是自己沒有生在那個時代，無緣向這位先生求教，這樣好的文章大概自己一生都寫不出來。可是后來一個偶然的機會卻完全擊碎了我心中的這個印象。我在國外讀書時讀到英國學者赫德遜1931年出版的《歐洲與中國》(G.f.Hudson，Europe and China，London 1931)原文時，總有些似曾相識的感覺，于是將帶在身邊的這位吳先生的文章復印件對照來讀，發現竟是赫德遜著作第一章的翻譯！這位吳先生拿別人的著述翻譯出來堂而皇之地充作自己的研究成果，無論在當時還是今天都是典型的學術腐敗行為。
無獨有偶。《季羨林文集》所收季先生1946年寫的文章里也為我們保存了類似的例證。據季先生說，當時讀到一位姓丁名福保的大學者“著”的一部幾十冊厚的佛學字典，懷疑不是作者的個人著作，經過對照知道是翻譯日本人織田得能的佛教大詞典。但這位丁先生并不承認是翻譯他人的作品，因為他自己也加入了一點內容。有意思的是，為了達到讓天下人有機會一睹其風采，這位丁先生還在書中插入許多個人不同時期的玉照，可謂為出名挖空心思矣。一位在劍橋大學任教的德國漢學家發現這位丁先生“制造”大作的奧妙后，將結果告訴在德國留學的季先生，使季先生也為這位同胞的行為蒙羞。季先生在文章中還提到另一位學者。此人翻譯了日本人寫的有關鮮卑和匈奴的幾篇論文，簽上自己的名字發表了，后來被人查出來寫信去問，他不得已聲明因時間倉促把作者的名字忘記了。其實，翻譯別人的作品而忘記寫上別人的名字，這其中是怎樣一回事，是再明顯不過了，這很類似一個人從商場里“拿”東西被人抓獲后聲稱自己忘記付錢一樣滑稽可笑。
我所讀到的吳先生“大作”和季先生文章所談到事情都出現在上個世紀40年代，想必不是個別現象。季先生當年的文章也說，“像這樣的有勇氣的人，在我們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后的春筍還要多。”可見當時這類行為并不少見。不過，上個世紀40年代正是抗日戰爭的艱難時期，內憂外患，民不聊生，讀書人的日子不好過，讀書做學問的條件也不好，所以攘襲他人作品除了讀書人本身的名利心作祟外，也不能完全排除“為稻粱謀”這個現實因素。
然而，近些年那些雖不是“大富”但已是“小康”有余的讀書人，乃至文化圈內的所謂“名人”，有此類行為者也著實不少。上海一所著名大學的哲學教授涉嫌抄襲他人著作而大出風頭，北京一所更著名大學的一位少壯派教授抄襲他人作品，也暴得大名。他們何以置明顯的廉恥標準于不顧而甘為雞鳴狗盜之事呢？以前想來想去，總是不得其解。現下我忽然間似乎有所醒悟：抄襲他人作品不被人捉住，可以堂而皇之地出名，被人捉住打一打筆墨官司更可以出名，而且是一夜之間暴得大名，多么好的出名捷徑啊！要知道，在一個道德多元化的時期，出名--不管是好名還是壞名--是一件很愜意的事情，因而這出名也就是變成了目的，為達此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現在的學術體制對學術腐敗是如此的寬容，不僅證明了在這個時代作弊者本身的道德趨向多元化，而且也證明，在當前傳統道德制裁體系崩壞的同時，并沒有建立起新的制度上和道德上的制裁體系。既然作弊不受懲罰，如丟飯碗之類的危險，人們又何樂而不為呢？
文章來源：中華讀書報 張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