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兩點，在北京的一所寄宿制學校，巡邏的保安突然發現有人坐在高中宿舍樓四層的走廊窗臺上。那是該校高三的一名男生。值班老師來了，校領導來了，學生父母也被找來了……孩子終于被勸說下來，但他始終低著頭，一言不發，也不與任何人做目光接觸。
這是一個文靜內向的初中女生，成績一般，平時在班里不顯山不露水，也從不給老師添麻煩。但突然有一陣，老師頻頻接到同學對她的投訴：她悄悄地把同桌的課本扔進垃圾桶，還撕毀了那個同學的作業……這孩子怎么了？
這兩個孩子都病了，患的是心理疾病。男生被診斷為抑郁癥，他的自殺沖動并不完全是考試壓力造成的；女生得的是精神分裂癥，她在幻覺中認定，同桌的同學在傳播對她不利的謠言，因而做出報復舉動。
目前，有調查顯示，青少年心理障礙患病率呈上升趨勢，這既與獨生子女的特殊生存環境有關，也與父母的期望值過高、學校應試壓力過大有關。在這個背景下，政府和社會各界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也日益重視，心理健康教育終于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北京市教委今年發出通知，要求全市中小學校都配備心理教師，海淀區甚至要求各中學都應開設心理咨詢室。而這些措施的實施，都離不開一個新興的特殊教師群體--心理教師。
讓我們走進學校，走進心理咨詢室，去了解心理教師的工作，看看心理教育工作在學校中的作用，也聽聽這些教師的希望和苦惱。
心理教師“功德無量”
“功德無量”４個字，是北京育英學校校長對心理教師王常春的評價。她曾經在學生中準確地診斷出一例抑郁癥和一例精神分裂癥。任課老師和班主任只是覺得學生很“怪”，而受過專業培訓的王常春老師通過與學生的接觸，覺察到這不只是性格“怪”的問題，已經屬于心理疾病的范疇。她立即向校領導反映，并反復做學生父母的工作，說服他們帶孩子去醫院就診。由于發現及時，學校和老師得以避免承擔本不該承擔的責任，患病的學生也得到了及時的治療。這樣的事例我在采訪中聽到不少。
去年“非典”期間，北京八一中學的吳老師因患“非典”去世了。年過半百的吳老師是一位負責任、愛學生的班主任，在臨住院的前一天，還在和班上的學生聯系，查問他們的體溫記錄。
得知這一噩耗之后，學校的心理教師張麗麗就忙開了。她知道學生們需要一個公開的渠道來說出他們的感受，需要學會如何處理面對喪失時的復雜感情。于是，在“非典”后復課的第一天，這個班沒有像其他班一樣立即開始正常的教學，而是由心理老師和新班主任一起，為學生們主持了一個特殊的班會活動。
在這個班會上，學生們首先分成小組，在心理老師的指導下，與同伴分享自己在得知吳老師去世時的感受。這也許是孩子們有生以來第一次如此正式地去面對自己的情感，所以剛開始的時候還有些不習慣。但很快地，就有人可以比較順暢地表達自己的感情了。一個平日愛惹事的孩子將吳老師生病前后的所有日子都記得清清楚楚：每一天，他做了什么，吳老師境況如何，毫無遺漏。一個少言寡語的男生說，他直到那一天才真正相信老師去世的事實。他說自己家庭經濟條件不好，吳老師生前最“疼”他，發本子常多給他一個，而今這份愛就這樣失去了。一個女孩說：我希望吳老師哪怕能夠回來一天，讓我們有機會報答她。還有一些孩子表現出了氣憤：為什么會是吳老師，不是說好人有好報嗎，為什么老天不長眼……
分享完各自的感受，心理老師為孩子們講解人們面對死亡時可能會有的各種情緒和反應，告訴他們這些情緒都是正常的，但如果相關的情緒持續時間太長，并影響了正常生活，就需要和心理老師談談了。
在共同回憶與吳老師一起度過的時光之后，心理老師帶領學生們面對吳老師的遺像，舉行了特殊的告別儀式。新老師這時也加入集體，含淚表示將盡自己的責任，和學生們一起繼續前行，不辜負吳老師的期望。
這次團體輔導不僅幫助學生們宣泄了悲傷情緒，也有助于新班主任開展工作。當天下午，新任班主任就反饋說，孩子們和她很親，一群女孩子甚至圍著老師追問她知不知道自己的名字。這個成功的輔導案例不僅刊登在了《中國青年報》上，還作為論文在中國心理學協會咨詢與臨床心理學專業委員會年會上宣讀。
北京清華附中一位女生的父母，去年也因“非典”去世了。該校心理教育中心主任陳紀英老師不僅立即主動承擔起對她進行心理輔導的任務，陪伴該女生度過喪親后最痛苦的日子，而且這一年來一直關心著她的生活、學習和心理狀態。記者去該校采訪時，正值清明節前，陳老師又在惦記著這個失去了雙親的女孩：“她的痛苦沒有人能替她承受，但我會告訴她，只要有需要，我就會在這里等她。”
心理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在“非典”這樣的特殊時期容易彰顯出來，但在學校的日常教學中，心理教師也在起著“潤物細無聲”的作用，只不過不那么引人矚目。
在北京育英學校的心理咨詢室里，茶幾下擺放著一套茶藝用具。王常春老師告訴我，她有時會以“品茶”的方式，邀請一些年級組的老師們來座談、交流，與大家共同探討如何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如何在教育過程中運用傾聽的技巧等問題，并一同討論學生的個案。她說：“老師們保持健康的心理，是學生健康成長的基礎。讓老師們在合作、團結的集體中工作，每個人的心理壓力就會減小，精神就能愉快，師源性的學生心理問題也會隨之減少。”
“孤獨”的心理教師
許多人都知道，心理工作是為他人排解憂愁的，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心理教師也有自己的煩惱。
我在采訪中發現，心理教師大多能保持良好的心態，他們熱愛自己的工作，熱愛學生，談起工作來眉飛色舞，對工作待遇、報酬上的不如意之處，往往不太計較，而對于那些影響業務水平的提高、影響個人職業發展的問題，他們最為關注。
與其他學科相比，心理教育有其特殊性。比如一所學校可能只有一位心理教師，其他學科的教師們可以在一起備課、討論問題，心理教師在校內卻是“孤家寡人”，只能到校外去找同行研討。其他學科每學期都有一定的教學進度，教師定期參加培訓，心理課卻沒有既定的目標和標準，教什么，怎么教，都由心理教師自己掌握，不僅工作量大，有時候教師自己心里也沒譜。其他學科的教師在工作上可以相互支持，又有領導指導，而不從事這一專業的人，卻很難對心理教學進行具體的指導……
在北京市海淀區采訪時，不只一位心理教師用“孤獨”來形容自己的工作狀態，他們迫切地需要與同行交流的機會，需要系統化、有規律的業務培訓和指導，也需要有人對他們的工作成果予以承認。
Ａ老師，畢業于某師范大學心理學專業。她告訴我，她最大的苦惱是幾乎沒有進修、培訓的機會。她說：“看見其他學科的老師定期去教師進修學院上課，我從心底里羨慕。雖然我是學心理學專業的，但在大學里學的理論和實際工作還是有一定的差距，我常常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否可行，不知道別的學校心理課怎么上，不知道我遇到的學生問題是否具有普遍性，我也很想知道其他的心理教師是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但是目前我既沒有和同行進行橫向交流的機會，也沒有師徒傳承的縱向學習機會，完全靠自己摸索，有時真的感覺心里沒底。”
Ｂ老師所在學校也只有她這一位心理教師，她一個人教初一和高一的心理課。“除了區里統一的性健康教材，就沒有其他課本或教輔材料了，上課全靠自己準備教材、幻燈片。別的老師還可以互相聽課取經，我只能孤軍奮戰。”
Ｃ老師除了上課還兼做咨詢，感覺困難更多：“就算同樣是人際關系問題，不同學生的表現方式、原因都不一樣，輔導方法也要因人而異，有時我自己真拿不準。再說學生們來找你，都是訴說煩惱，我們等于是負面情緒的‘垃圾桶’，日積月累的，自己心情也可能受影響，可我們往哪兒倒這些‘垃圾’去？”
Ｄ老師的煩惱則來源于其他教師的不理解。“心理課沒有應試任務，在年級里也不受重視，課時經常被其他課占用。學校的一些雜事也交給心理教師做，因為領導和一些老師都覺得心理教師很清閑：你不就是和學生聊聊天嗎？我很難讓他們明白一個咨詢個案需要付出多少時間和精力，咨詢的保密原則又不允許我把個案情況公開。”
為了解決缺乏同行交流、溝通的問題，不少心理教師自發地成立互助小組。有的小組是由年齡相近、相互信任的幾位老師組成，有的是相鄰幾所學校的幾位老師就近結伴而成。他們約定時間一起備課，互相聽課、評課，一同分析咨詢個案，甚至相互督導，提供心理支持。
此外，身份、職稱和收入也是影響心理教師的工作熱情，甚至造成不少心理教師流失的原因。
身份的不明不白令大多數心理教師感覺尷尬。在北京市海淀區，我采訪了近１０所學校的１０多位從事心理教育的老師，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不是名正言順的“心理教師”。他們有的是“政治教師”，有的是“德育教師”，還有的教師資格證上科目一欄里填寫的是“其他”二字。“如果將來我去別的學校應聘，人家看了這兩個字，問‘你到底教什么’，我該怎么回答？”
這種不確定的身份令老師們為自己的未來擔心，采訪中有的心理教師坦白地說：“我是有熱心，沒信心，目前就處于等待狀態。”“我喜歡這個工作，孩子們也需要我，但我沒辦法全身心地鉆研業務。因為身份不明，行政從屬關系不獨立，我教著心理課，還要兼顧其他事務性工作，像搞個調研、寫個報告之類，想自己學點東西的時間都沒有。”
在晉升中高級教師職稱時，心理教育的特殊性也令心理教師遭遇瓶頸。教師晉級要考查擔任班主任的年限，但心理教師由于職業的特殊性，通常不擔任班主任工作，這一條便無法達標。北京西城區教委就為此制定了特殊政策，規定在為心理教師評定工作量時，承擔心理咨詢工作的，視同擔任半個班主任或年級組長的工作量。在海淀區的北京清華附中和北京育英學校，也有相應的政策，以保證心理教師付出的勞動能得到實事求是的認可，但許多學校的心理教師卻沒有這份幸運。
在個人經濟收入上，由于心理教師的課時較少，以課時計算的收入就比同級教師少一大塊。以北京海淀區為例，因為多數心理教師所做的咨詢工作不計入工作量，致使他們每月的經濟收入比同級教師少一二百元。有的學校在計算課時費時，對心理課區別對待，心理教師上一個課時的收入，比其他學科的同級教師要少一半。有的學校則干脆把心理教師劃歸為“職員”，拿行政平均工資，令心理教師更加感覺自己“不倫不類”。這種待遇難免會影響心理教師的工作積極性，并導致心理教師隊伍不穩。
他們為學校“守大門”
走訪了多所學校后，我發現心理教師們反映的一些問題，不是不能解決，關鍵還是要看校領導對心理教育重視與否。在北京清華附中，我專門就心理教育在學校教學中所起的作用，采訪了趙慶剛校長。
“第一，它是保證正常教學秩序的重要基礎；第二，它是學校育人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趙慶剛校長解釋道，沒有心理教師，短期來看，學校的工作不會有什么明顯的變化和損失，但其后果可能在一段時期后顯現出來，影響可能也非常大。因為學生的成長經歷、個性差別很大，有個別學生可能出現一些特殊的問題，需要心理老師的特殊輔導。否則一旦發生惡性事件，不僅學生和學生家庭痛苦，學校也承受不了隨之而來的各種壓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心理教師是在為學校“守大門”。
“另外，在學生的成長過程中，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影響都不能忽視，心理素質就是非智力因素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心理教師的工作不僅要關注個別特殊學生，更要面對全體學生，提高他們的抗挫折能力，既要培養學生的奮斗精神，又要教他們保持平和的心態。心理素質的培養對學生的一生都有益，而培養人格健康、德智體全面發展的人才，是學校的育人目標，所以心理教育是實現育人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工作都要靠平時一點一滴地積累，到了中考、高考這些關鍵時刻，學生才能有好的心理狀態，而且非智力因素此時往往能發揮關鍵作用。”
趙慶剛校長認為，一個校長當得好與不好，要看他有沒有超前意識，能不能把握社會和教育的發展趨勢。獨生子女的孤獨感和缺乏與他人交往、合作的機會，加上父母過高的期望、社會競爭的壓力，造成了這一代學生的特殊心理；而解決心理問題需要專業的知識和技能，學生心理素質的培養也是一項專門的工作，需要經過專業培訓的人去做。基于這些認識，清華附中在８０年代就開展了面向學生的心理咨詢工作，在１９９８年設立了心理教育中心，開設了心理咨詢專線，目前有兩位專職心理教師任教，而且所有班主任都要接受心理知識培訓，學校為每一個學生都建立了心理檔案。心理教師除了為學生上心理健康課，接受個別咨詢，還開辦了豐富多彩的團體輔導活動，開設心理選修課，并對教師進行心理培訓。
在北京清華附中，兩位心理教師各有一間寬敞明亮的辦公兼咨詢室，心理教育中心主任陳紀英老師說，學校領導很支持心理教育工作，教師、學生家長對心理工作的需求也是迫切的，加上學生對心理活動的積極參與，甚至一些升入大學的學生有問題還回來咨詢。這說明心理教師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認可，這讓她非常欣慰。她對工作條件和學校重視程度的滿意率達９５％。另一位心理教師陳明秋老師告訴記者，當她在校園里遇到學生問好時，能從他們的眼神、表情和聲調中，感覺到孩子們對心理老師的喜愛是發自內心的，這是她在工作中得到的最大鼓舞。
呼喚常規化管理
近年來，幾乎每年都有涉及學生心理問題的惡性案件發生，隨之而來的是社會各界及教育主管部門關于重視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呼吁。但在采訪中，我發現心理教師們對這些關注卻頗為冷淡。多數教師對這種“一陣風”式的重視都不以為然，他們說：“希望心理教育能列入政府主管部門的日常工作計劃。我們需要的是細水長流式的常規性指導，像其他學科教師一樣有長期的培訓、進修規劃，而不要前一陣轟轟烈烈，后一陣偃旗息鼓。”
韓爍，一位年逾７０的退休教師，北京市教育心理學研究會海淀分會常務副會長，近２０年來一直致力于心理教育工作的研究。他曾歷任教師、校長，又多年從事教學研究工作，為心理教師的培訓傾注了大量心血。該區目前的骨干心理教師，多數曾在他組織的培訓活動中受益。１９９１年退休后，韓老師依然在為心理教育四處奔走。
在采訪中，韓老師對一些學校的心理教育現狀表示擔憂。他說：“現在有些地方一提心理教育，好像就是指青春期性教育，其實這只是心理教育的一個方面，青少年的性格塑造、人格培養都包括在心理教育中。但現在的問題一個是認識狹隘，一個是只重教，不重學，忽視了對心理教師的長期培養。只重視轟動效應，缺乏長遠規劃。”
采訪了多位心理教師后，我發現責任心強、學習熱情高是這個特殊教師群體的共同特征。盡管他們也會訴說工作條件不好、待遇不公等困難，但他們每一個人都把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視為“重中之重”。在教育主管部門缺乏有效管理的地區，心理教師一年都難得有一次培訓機會，但多數教師并不因此而放松自己的業務學習，許多老師每年都要自費參加心理培訓，甚至自費學習并通過了中國心理咨詢師的考核，獲得了國家承認的資格證書。有的老師每年要投入上千元用于購買專業書籍，以便吸收這一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但長期處于這種“自修”“自發”狀態，無疑將影響教師業務能力的提高，這也是老師們最為擔心的問題。一位多年從事心理教育的教師對記者說：“雖然我做這個工作有很長時間了，在同行中算是有相當經驗的，但社會在變化，孩子的心理也在變化，我們的知識結構也急需更新，要與時俱進。比如現在心理治療中常用的家庭治療方法，把孩子的問題看成是整個家庭系統中的問題，需要學生父母和老師一起配合對孩子進行幫助，這對治療青少年心理問題非常有效。參加一次這樣的培訓就要花幾百元，錢我可以自己出，但要占用工作時間就可能得不到批準，這讓我非常遺憾。”
北京西城區教育教學研究中心心理教研室主任吳國印在接受采訪時說，該區在１９９２年就設置了心理教研室，對心理教師的業務管理、進修培訓和職稱評定都有明確規劃。目前該區每一所中小學都有專職或兼職的心理教師，相當數量的教師具有心理學專業的學士甚至碩士學位。與其他學科教師一樣，該區的心理教師不僅進修、晉級有保證，公開課、評優課、兩年一次的先進評選等也一樣不少。由于措施到位，心理教師普遍安心工作，隊伍穩定，近五六年來只有調進，沒有調出的。
面對不容忽視的青少年心理健康現狀，面對在這一新興崗位默默耕耘的特殊教師群體，我們只能希望有更多的心理教師能夠得到這樣的待遇，期待心理教育得到真正的重視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