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吳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為界可分前后兩段。前期，他與小山一樣，以聲色犬馬的生活方式游離于“正常”的生活軌道之外。“少年時，青溪九曲畫船，曾記游冶……朝復夜，費蜀錦吳綾，那惜纏頭價。”（《買肢塘》）“王家曇首，伎識歌聲春載酒，白板橋西，贏得才名曲部知。”（《減字木蘭花》）吳敬梓不像小山一樣真正沉醉到情愛之中，而更多地標榜一
種不見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態。不是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體驗自由。胡適說，吳氏的家產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覺得，“泥沙一擲金一擔”是他有意為之。只有喪失了財產，掙脫了宗族的約束后，他才能以純粹的心境進入到文學創作之中。
“梟鳥東徒，渾未解于更鳴”！（《移家賦》）33歲、不名一文的吳敬棒移家南京時，他在族人眼中已是“傳為子弟戒”的“敗家子”。到了“白門三日雨，灶冷囊無錢”的地步，他仍拒不參加傅學鴻詞科考試。當“長老苦口譏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時，他“叉手謝長老，兩眉如戟聲如虎”。[45]他的“癡憨”、“顛憨”、“隱括”終一生而
不變，與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為“隱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這么大的能耐，就因為他是一個“嵌崎磊落”的人，一個“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華橫溢的畸人。他畫荷花，“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因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著花明柳媚的時節，把一乘牛車載了母親，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闊衣，執著鞭子，口里唱著歌曲，在鄉村鎮上以及湖邊到處玩耍，惹得鄉下陔子們三五成群跟著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對“滅門知縣”的威逼，王冕寧可風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頭。他處茅屋之遠而懷天下蒼生，
一語道出入股取仕的實質：“這法子卻定得不好！將來讀書人即有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
鳳四老爹在小說中看似可有可元，實則為一大關鍵。據考證，鳳四老爹的原型為俠客甘鳳池。[46]當時浙江總督李衛在奏折中這樣描述甘鳳池：“查此輩棍徒，造作訛信，往來煽感，著實痛恨，斷難容其漏網。臣細思江浙好事悻謬之人，莫過于現在拿獲之甘鳳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諭旨》）對于這樣一個叛逆者，吳敬棒卻由衷地贊美道：“官府嚴刑密網，多少士大夫見了就屈膝就范，你一個小百姓，視如上芥，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結。當“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銷磨盡了”的時候，奇人卻出現在市井中間。會寫字的季遇年，“卻又不肯學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由著筆性寫去”。“他若不情愿時，任你王侯將相大捧的銀子送他，他正眼兒也不看”。他這樣迎著施御史的臉痛罵：“你是何等之人？敢來叫我寫字！我又不貪你的錢，又不慕你的勢，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寫起字來卜獨立人格，意氣風發。
吳敬梓把“四大奇人”當作“述往思來”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則有閃光的人格，吳敬梓已悄悄換了一套嶄新的價值標準。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獨立與心靈的自由呢？
做裁縫的荊元，會彈琴、會寫字，也喜歡做詩。朋友問他：“你既要做雅人，為甚么還要做你這貴行？何不同些學校里的人相與相與？”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為性情相近，故此時常學學。至于我們這個賤行，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難道讀書寫字，做了裁縫，就玷污了不成？況且那些學校中的朋友，他們另有一番見識，怎肯與我們相與！而今每日尋得六七分銀子，吃飽了飯要彈琴，要寫字，諸事都由我。又不貪圖人的富貴，又不伺候人的臉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廠這席話真石破天驚。吳敬梓認識到，人格獨立的背后是經濟獨立。被權力網絡所覆蓋的儒林中，只有爬墻藤一樣的附
庸，而元巖上松一樣的獨立者。市井人物操持著被士大夫所蔑視的職業，他們卻在這職業中獲得了真正的經濟獨立。好一個“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輔這樣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說這樣的大話。吳敬梓突破傳統的道德評判，揭示出產生“奇人”的經濟基礎。這一點，此前無人認識到。
開頭出現王冕，中間出現風四老爹，結尾出現四大奇人，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們全是沒有任何社會地位、游離于統治秩序之外的平頭百姓。他們的冰清玉潔、古道熱腸、淡泊明志，都與丑態百出的儒林和官場形成鮮明對照，正如胡適在《吳敬梓評傳》中所說：“不給你官做，便是專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這種惡毒的牢籠，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提倡一種新的社會心理，叫人知道舉業的丑態，知道官的丑態；叫人覺得‘人’比‘官’格外可貴，人格比富貴格外可貴。社會上養成這種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給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養成這種社會心理罷了。”
然而，這種社會心理終究很難養成。吳敬梓這個嵌崎磊落的敗家子是寂寞的，他筆下的奇人們也是寂寞的。荊元為知音于老者彈琴，“彈了一會，忽作變徽之音，凄清宛轉，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凄然淚下”。讀者讀到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淚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