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擁軍
《促織》是《聊齋志異》里的名篇，也是《聊齋志異》里最杰出的、閃耀著反封建的思想光輝的一篇。它寫的是一個“離魂”的故事。其實，這種故事本身并沒有新奇之處。在中國古代小說中，無論是六朝志怪還是唐宋傳奇里，這種題材可以說是屢見不鮮的。南朝劉義慶的《幽明錄》中的《龐阿》可以說是“離魂”故事的鼻祖。它寫的是石氏女對龐阿一見傾心，因無由自達，常常魂不守舍，她的夢魂常到龐阿家，以至多次被捉住送回。唐人陳玄佑的《離魂記》比《龐阿》的僅僅是“粗陳梗概”有了進步。主人公倩娘的性格較為鮮明，其故事情節也更為曲折了。到了《聊齋志異》里的另一篇《阿寶》，這種離魂故事就發展得更完美了，情節上更為曲折動人，人物形象更為鮮明可感了。
與以上這些“離魂”故事最大不同的是，《促織》不再是因男女雙方兩情相悅或者一方單相思的“精誠所感”而演繹出的“離魂”型的愛情故事。它寫的是一個在外力殘酷壓迫之下的小人物“魂飛魄散”的人間慘劇，而且“離魂”的主人公不再是才子佳人，而是一個還不通世事的九歲小孩。這就決定了《促織》與以上這些作品相比，除了在藝術上更為精美之外，更主要的是它有著更高的思想價值。
《促織》這篇小說的題材顯然與呂毖《明朝小史》卷六“宣德紀”中如下的一段記載有關：
宣宗酷好促織之戲，譴使取之江南，價貴至數十金。楓橋一糧長，以郡督譴，覓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謂駿馬所易，必有異，竊視之，躍出為雞啄食。懼，自縊死。夫歸，傷其妻，亦自經焉。
《促織》雖然是取材于這段史料，但絕不是機械地照搬。蒲松齡發揮了自己的杰出的藝術創造的才能，展開了豐富的想象，使《促織》的藝術價值和思想價值遠非原來的史料所能相比。
《促織》一開頭就指出了故事發生的背景：“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征民間”，這同時也是交代故事的起因，其實也是悲劇的社會根源。下文就成名一家圍繞促織這只小蟲子的得與失，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劇。成名因沒有促織交差，被“杖至百，兩股間膿血流離”，只得“轉側床頭，惟思自盡”。在故事情節來說，正是山窮水盡的時候，卻又忽然別有洞天，有了轉機：成名得到了神卜的指點，居然捕到了一只“狀極俊健”的促織。于是“大喜，籠歸，舉家慶賀，雖連城拱壁不啻也”。然而，一曲未終弦，錚然而變。好奇、頑皮的兒子一不小心，弄死了促織。面對如此巨變，夫妻二人，一個“面如死灰”，一個“如被冰雪”。要找兒子算帳，最后卻“得其尸于井”，成了一個人蟲兩空的慘劇，“因而化怒為悲，搶呼欲絕”。至此，故事情節已有了兩大轉折。緊接著又有一個轉折，不過這一轉折不象上面的兩個轉折那樣大起大落，而是舒緩、沉著得多了。傷心欲絕，只待一死的成名忽然又聽到了促織的叫聲。循聲搜尋，發現了一只“頓非前物”的小促織。因為太弱小了，不想要它，但小蟲子“忽躍落襟袖間”，成名只好勉強收留它，不過還是“惴惴恐不當意”。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的是，這只小蟲子勇不可當，不僅打敗了“一切異狀”之促織，而且還善斗雞，還能“應節而舞”。于是，“上大嘉悅”，于是成名否極泰來，入學、受賞。最后，作者才交代，原來這只促織是成名兒子的魂魄所化。
故事情節共有三大轉折，環環相扣，跌宕起伏。三大轉折中，有兩個轉折是作者憑借豐富的想象，用浪漫主義的手法來實現的，但它卻有極強的現實意義。特別是成子魂魄化促織這一情節，揭露封建專制制度的罪惡可謂是入木三分。原史料中只是非常寫實地記載了夫妻雙亡，而蒲松齡則幻想出這一情節，用看似喜劇的反諷方式大大加深了小說的悲劇色彩，加強了它的批判性，再現了封建君主“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黃宗羲語）的罪惡。這一情節，并非完全是蒲松齡向壁虛構的產物，而是他在借鑒前人作品的基礎上，再結合自己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刻認識而作出的藝術創造。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只有“暫時做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可得”這樣的兩個時代。人，從來是沒有被當作人的。豈止是不被當作人，甚至也不被當作奴隸，而是被當作蟲豸。我們看看《促織》中的成名，特別是成名的九歲的兒子，他們不都是蟲豸嗎？他們的境況甚至比蟲豸還不如。
小小的一只促織，卻能讓人如癡如醉，如瘋如傻。得之使人生，失之使人死。圍繞促織的得與失，一家人的情感是大悲和大喜的截然不同的變化。更為可悲的是成名的兒子，作為一個天性未泯的九歲小孩，只不過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揭開瓦盆來想看一看這只讓“舉家慶賀”的小蟲子，卻幾乎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而在兒子生命垂危的時候，成名想到是兒子弄死了促織，“則氣斷聲吞，亦不復以兒為念”。兒子的性命居然不如一只小蟲子重要。而且，豈止如此，成名的兒子就是投井了這事也不能完結，他還必須要讓自己的魂魄變成一只促織，代替那只促織，再次冒著生命的危險去格斗。而且他必須要贏得那些格斗，才可以保他的父母無虞，才可以彌補他的“過失”。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人早已不復為人，哪里還有半點做人的價值，做人的尊嚴？他跟促織這類小蟲子沒有了本質的不同，它們同是供統治者玩樂的一種東西而已。至此，蒲松齡用他那支“高人一等”、“入木三分”的如椽巨筆，將封建專制制度對人們的沉重壓迫，對人性的摧殘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了。它可以把活生生的人變成鬼，甚至讓你做鬼也不得安寧，必須要變成蟲豸，繼續為統治者服務，繼續供他們玩樂。
豈止是成名的兒子是這樣的鬼魂，是這樣的蟲豸，還有成名，成名之妻，乃至整個專制社會里所有的小人物都是這樣的被異化了的鬼魂和蟲豸。這正是封建專制社會里小人物命運的可嘆可悲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