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乞權”能否作為法定權利
筆者認為乞討人員享有和其他公民同等的生存權，但不是“行乞權”。
首先，我國憲法已經對他們中的部分群體有保障。即我國憲法第45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只要乞討人員滿足了獲得國家的物質幫助權的條件，自然可以獲得救助，沒有必要另行規定“行乞權”。
其次，隨著人們價值觀念的改變，乞討人員的類型已是多種多樣，出現了許多將乞討作為發財致富手段的乞討人員。如職業型乞丐。“職業乞丐，是指專門以乞討為職業手段和生存方式的人員。主要包括兩種類型: ( 1) 慣常乞討者。一種是身體殘弱或年幼，無勞動能力而已乞討為生; 另一種是身體健全但好逸惡勞靠乞討為生，主要是社會閑雜、懶散人員; ( 2 ) 以乞討為幌子，從事違法犯罪的行為的人。”①如今法律沒有將“行乞權”法定化，已經出現了這么多惡意乞討人員，若將其法定化，豈不是更為虎作倀了嗎?再次，凡是上升到法律高度，都是普遍性的、具有正能量的權利，而不是個別的、消極的權利。“行乞權”并不是人人都需要的權利。而且，一旦將“行乞權”作為法定權利，意味著每個公民都有這項權利。而且乞討行為是不勞而獲的行為，“不符合社會普遍的價值觀和道德觀，正是它所具有明顯的寄生性和反人格尊嚴的.特點，使得它在任何社會和時期都無法成為一個社會所提倡和普遍認可的道德行為和道德權利。”②從而也不會被提升到法律層面。
最后，有人認為法律明確規定“行乞權”與我國的方針政策相違背，筆者不以為然。雖然我國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乞討人員的存在有損于城市形象，但即便是美國亦存在大量的乞丐群體。所以，乞討人員的存在并不是代表一國貧窮或富有的直接標志。乞討人員追求自由散漫生活的本性也是不容忽視的因素。
二、乞討本質上屬于社會權
筆者發現相關學者并沒有明確乞討行為的性質，即是公權，私權還是社會權? 從上述關于生存權的論述可以推出他們認為的生存權是一種私權，但筆者認為，乞討人員享有的生存權本質是一種社會權。
首先，何謂生存權? “生存權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生存權主體指所有的人，狹義的生存權主體僅限于‘弱者’。”③“生存權本位的人權所保障的內容是避免和補救社會弱者可能失去或已經失去的自由與平等，生存權的價值體現為使社會弱者也像其他人一樣有尊嚴地生活于社會之中。”④綜上，乞討人員作為社會上的弱勢群體，享有的就是生存權。
其次，為什么說生存權屬于社會權呢? 這要從社會權的產生背景來看。私權產生的背景是文藝復興時期，資產階級從封建桎梏中解放出來，迫切需要人性解放，主張“天賦人權”，排除國家干預。但到了20 世紀，隨著社會財富差距的拉大等問題的出現，人們迫切需要國家保障個別權益，實現社會公平，所以社會權應運而生。所以，私權是主張自由發展即可獲得最大幸福; 而社會權則恰恰相反，需要國家介入私權領域，來保障社會公平的實現。乞討現象出現的根源就是社會貧窮和財富分配不均，由此可以看出，乞討人權的生存權屬于社會權，因為需要國家的介入來保障這一特殊群體的利益。
最后，既然乞討人員享有社會權，國家如何去做呢? 我國在這方面出臺了《救助辦法》，但效果并不好，所以單靠政府救助是行不通的。必須從多個角度，綜合解決。宏觀層面，經濟上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將社會保障政策向農村傾斜。政治上，政府簡政放權，發揮社會組織的力量。文化上，宣揚自強，自尊的價值觀，出臺相關立法。微觀上，可以借鑒其他高福利水平國家具體做法，如廣泛設立救助站點，告知社會民眾將財務捐到專門的救助機構; 啟動行乞信用機制，聯合公安、乞丐戶籍所在地機構等部門，對真正貧困和無生活能力的乞丐進行身份確認并頒發行乞資格證明，合理規范乞討的形式、時間、地點等等。
三、總結
“行乞權”的出現，是法與社會結合的結果。但是，法定權利不是社會上所有權利的集合，作為法律學者，理應保持基本的理性，謹慎地對待社會上出現的權利訴求。另外，盡管界定“行乞權”的權利性質有一定的必要性，但是，社會的焦點更多的應放在針對乞討現象的出謀劃策上，各部門應該各司其職，各公民應該獻計獻策。要知道，文明國家的塑造需要每一位公民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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