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進程是全方位的，其外在的考察指標是人口大量向市鎮集聚，形成大批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的轉移。依據這一外在考察指標，我們發現，近代以前蘇北地區的城鎮化進程主要不是依靠商品貿易的發展，而是依靠行政建制。
近代以來，由于工商業的發展，蘇北的城鎮化進程較以往加快了步伐，但相形于蘇南地區而言，其推進速度依然緩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工業經濟的推動力不大。蘇北的近代工業是從1882年左宗棠創辦徐州煤礦開始的，最終形成了以采煤為龍頭的工業體系。然而，這一工業體系對農業人口的吸引力較小，一是由于設備落后，安全設施不完善，煤炭的開采從某種程度上講，是以生命為代價的；二是因為工人的工資較低，難以養家糊口。在這種情況下，工業對農業人口的吸引力自然不大，從而導致城鎮化的水平偏低。而在蘇南地區，由于主要以紡織、面粉、絲織等輕工業為主，其安全系數高，工資相對豐厚，女工、童工均能適應，使得工業對農業人口的吸引力較大，因而城鎮化水平較高。
第二，商品經濟的拉動力不強。在近代，由于蘇北的市場體系發育不健全，致使農家“無經商工藝”（張奇抱《沭陽縣志》），“少業商賈”（《嘉慶海州直隸州志·風俗》），商品經濟發展緩慢。在廣大的蘇北地區，我們發現，除了連云港的鹽業市場尚有特色外，很難再發現其他有特色的商品市場。而蘇南的很多市鎮形成了自己有特色的商品市場，如蘇州是著名的絲織品市場、無錫是著名的米碼頭、常州是著名的棉紡織品市場，類似的低級市場則更多。正是由于近代蘇北的商品經濟，特別是有特色的商品市場發育不如蘇南地區，使得商品經濟對農村人口的吸引力要比蘇南地區弱，城鎮化的進程自然也慢。
第三，原有市鎮的吸引力不夠。根據城鎮化過程中人口集聚的`“推動—吸引”理論，人口從鄉村向市鎮的集聚動因既有來自鄉村的推動作用，又有來自市鎮的吸引作用；前者主要表現在農村的生活壓力巨大，后者主要表現為市鎮的預期就業機會多，預期收入高，生活舒適等。根據這一理論，城鎮化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市鎮的吸引力。但我們在考察近代蘇北的原有市鎮時發現，其吸引力尚未達到吸引農民“離土”的程度。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蘇北的原有市鎮大都是政治市鎮而非經濟市鎮，使得在市鎮真正能生活舒適的是紳而非民；又由于近代工商業落戶市鎮者頗少，市鎮所能提供的預期就業機會也少，預期收入自然不高；再加上蘇北原有市鎮的生活設施相對落后，在幾乎所有的志書中，都有“街道不潔”的記載，使得在市鎮也很難享受到舒適的生活，這導致了蘇北原有市鎮的吸引力不強。而近代的蘇南市鎮，由于有近代工業的落戶，預期就業機會多，預期收入也高；再有市鎮的生活設施較好，如無錫的東亭鎮和八士橋在清末就設立了郵政局，方便了通訊聯系；還有的發起了清道之舉或設立西醫院等。這一切，使得蘇南市鎮對農業人口的吸引力要明顯強于蘇北市鎮，其城鎮化的水平自然要高于蘇北。
第四，思想觀念的導航力不足。城鎮化的進程需要思想觀念的導航。中國的傳統農民在祖祖輩輩的影響下，有著“埋骨還需桑梓地”、“樹高千丈，葉落歸根”的傳統，他們恪守著“君子不言利”的祖訓，盡管這種濃厚的鄉土情結本身并沒有什么過錯，但這對于城鎮化的進程而言卻是一種阻力。在近代蘇北地區，我們查閱史料發現，廣大農民“不肯輕去其鄉”（張奇抱《沭陽縣志》）極具代表性。分析這一現象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思想觀念的落后。在蘇北地區，由于思想觀念的嬗變缺少輻射源，其嬗變速度緩慢，廣大農民依然過著“死葬不出鄉”、兄弟彼此鄰居、伯叔不出三里、婚姻圈不過數里的生活，使得農村的宗族勢力得以保留。思想觀念滯后和宗族勢力猶存，嚴重制約著農業人口的外流，其城鎮化的進程緩慢便無須多言。而在近代的蘇南地區，其城鎮化的水平之所以較蘇北要高，最重要的原因是思想觀念嬗變的速度明顯快于蘇北地區。上海開埠后，成為近代中國思想觀念轉變的弄潮兒，蘇南地區由于受上海的輻射，思想觀念開始了嬗變，一股追逐時尚、重視商利之風吹遍村村落落、街街坊坊。在這一思想的導航下，城鎮化的進程明顯加快。這就告訴我們，城鎮化進程的快慢離不開思想觀念的導航。
推進城鎮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以上城鎮化的阻力因素在近代以后，由于沒有徹底的改變，蘇北的城鎮化進程依然緩慢。快速發展的經驗固然珍貴，但發展滯后的教訓也應汲取。這可以使蘇北的城鎮化進程少走彎路，這是歷史的啟示，也是歷史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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