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言殊：語言也在變
世界上萬事萬物都永遠在那兒運動、變化、發展，語言也是這樣。語言的變化，短時間內不容易覺察，日子長了就顯出來了。比如宋朝的朱熹，他曾經給《論語》做過注解，可是假如當孔子正在跟顏回、子路他們談話的時候，朱熹闖了進去，管保他們在講什么，他是一句也聽不懂的。不光是古代的話后世的人聽不懂，同一種語言在不同的地方經歷著不同的變化，久而久之也會這個地方的人聽不懂那個地方的話，形成許許多多方言。這種語言變異的現象，人人都有經驗，漢朝的哲學家王充把它總結成兩句話，叫做“古今言殊，四方談異”。這正好用來做我們《常談》的題目，這一次談“古今言殊”，下一次談“四方談異”。
古代人說的話是無法聽見的了，幸而留傳下來一些古代的文字。文字雖然不是語言的如實記錄，但是它必得拿語言做基礎，其中有些是離語言不太遠的，通過這些我們可以對古代語言獲得一定的認識。為了具體說明古代和現代漢語的差別，最好拿一段古代作品來看看。下面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戰國策>里的<鄒忌諷齊王納諫>這一篇的頭上一段：
鄒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呋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日：“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日：“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日：“徐公不若君之美也。”
把這一段用現代話來說一遍，就會發現有很大的差別。不能光看字形。光看字形，現代不用的字只有四個：昳[yì]、曰、孰、吾。可是聯系字的意義和用法來看，真正古今一致的，除人名、地名外，也只有十二個字：八、我、能、城、國、不、客、從、來、坐、談、問。大多數的字，不是意義有所不同，就是用法有些兩樣。大致說來，有三種情形。
第一種情形是意義沒有改變，但是現在不能單用，只能作為復音詞或者成語的一個成分。有的構詞的能力還比較強，如：形、貌、衣、鏡、北、何、自、信、日、外；有的只在極少數詞語里出現，如：麗(美麗、壯麗)、朝(朝霞、朝氣、朝發夕至)、窺(窺探、窺測)、妻(夫妻、妻子)、甚(欺人太甚)。
第二種情形是意義沒有改變，可是使用受很大限制。例如：作為連詞的“而”、“與”，只見于一定的文體；表示從屬關系的“之”只用于“百分之幾”、“原因之一”等等；起指代作用的`“者”只用于“作者、讀者”等等；“美”現在不大用于人，尤其不用于男人(“美男子”口語不說，也不能拆開)；“有余”現在能懂，但不大用，“八尺有余”現在說“八尺多”。
第三種情形是這里所用的意義現代已經不用，盡管別的意義還用。例如：修(長)、服(穿、戴)、謂(對…說)、其(他的；“其余、其中、其一”里的“其”是“那”的意思)、公(尊稱)、及(比得上)、君(尊稱)、也(助詞；現代的“啊”只部分地與“也”相當)、旦(“旦日”作“明日”講)、之(他)、若(比得上)。還有一個“尺”字，似乎應該屬于古今通用的一類，可是這里說鄒忌身長八尺有余，顯然比現在的尺小，嚴格說，“尺”的意義也已經改變了(漢朝的一尺大約合現在七寸半，這里的尺大概跟漢朝的差不多)。
在語法方面，也有不少差別。例如“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就是古代特有的句法，底下“吾與徐公孰美?”才跟現代句法相同。“君美甚”現在說“漂亮得很”，當中必須用個“得”字。“忌不自信”也是古代的句法，現代的說法是“鄒忌不相信自己(比徐公美)”，不能把“自己”擱在動詞前邊，擱在前邊就是“親自”的意思(如“自己動手”)，不是動作對象的意思(“自救、自治、自殺”等，是古代句法結構遺留在現代語里的合成詞)。“客從外來”現在說“有一位客人從外邊來”，“客人”前邊得加個“一位”，頭里還要來個“有”字，否則就得改變詞序，說成“從外邊來了一位客人”。“與坐談”也是古代語法，現在不能光說“和”，不說出和誰，也不能愣說“坐談”。得說成“坐下來說話”。“不若君之美”的“之”字，按照現代語法也是多余的。
這短短的一段古代的文字，大多數的字都是現在還用的，可是仔細一分析，跟現代漢語的差別就有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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