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讀到以創作兒童小說聞名的作家秦文君寫的一則故事：她做女孩時有個男生向她借兩元錢，在當時，這相當于她兩個月的零花錢，她有些猶豫，因為那個男生家很貧窮。
她的為難令那男生難堪，他低下頭，說那錢有急用，又說保證五天歸還。她無法拒絕，只得把錢借給了他。
第五天，男生竟沒來上學。整個白天，她都在心里責怪他不守信用。
夜里快要睡覺時，忽然聽到窗外有人叫喚，打開窗，只見窗外站著那個男生，他的臉上淌著汗，手緊緊地攥成拳頭，擱在窗臺上，然后突然松開，手心里像開了花似的展開了兩元錢的紙幣。她驚喜地叫起來，他也快活地笑了，仿佛他們共同辦成了一件事：讓一塊懸著的石頭落了地。
后來才知道，他當時借錢是急著給患低血糖的母親買葡萄糖，為了如期歸還借款，他天天夜里到一個旱橋下幫菜農推菜，到了第五天拂曉他終于攢足了兩元錢，乏極了，就倒在橋洞中睡著了，沒料到竟酣睡了一個白天和黃昏。醒來后他就向她家狂奔。
那是她和那男生的唯一的一次交往，但那次交往留下的'震撼卻是綿長深切的。以后再看到“優秀”、“守信用”之類的字眼，她總會聯系上他，因為他身上閃耀著一種感人的一諾千金的光輝。
那個男生后來果然成就了一番事業，也許他早已遺忘了這次交往，可她總覺得那是他走向成功的源頭。
類似的經歷我也有過，只是結局不那么美妙：早年在鄉下插隊，有位在我所在的生產隊蹲點的干部買東西臨時差錢，向正好路過的我借了兩元錢，說好第二天他再來隊上時就還我。第二天我眼巴巴地看見他來了，卻像從來沒發生過任何事一樣一本正經。我只有耐著性子等著，可是一直到一個多月后他結束蹲點離開生產隊，他無數次見到我，再也沒有提到那兩元錢的事。我難過了好久，無數次鼓起勇氣要向他提起，終是作罷。我能做的只有檢討自己的小氣，不就兩元錢嗎，多大個事啊？可我當時每個月的收入只有十元錢，寄五元給我在省城街道工廠做工、撫養著未成年弟妹的母親，留在我手里的只有五元錢過日子。兩元錢，也就是我每個月生活費的40％。
這件事給我的深刻教訓就是，自己千萬千萬別做這種給別人造成難言的痛苦的人。不要輕易向人求助，萬不得已欠下了人情，那回報和履行承諾就是人生最大的事！
中國古人是很重視信守諾言的。《資治通鑒》里有這樣一則故事，說的是魏文侯與群臣飲酒，奏樂，而天雨，魏文侯卻下令前往山野，群臣不解。魏文侯說，我與虞人約好了今天去打獵，雖然這里很快樂，怎么可以無視一個約會呢。于是“乃往，身自罷之。”《莊子？盜跖》更是記錄了一個有點極端的故事：“尾生與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老子》六十三章說：“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輕易的許諾總是缺少信用，把事情看得太簡單，做起來一定有很多困難。老子由此得出了一個知人論事的觀點：輕易向別人許諾的人，不會守信用；被輕易許諾的信用，一定不充足。
生活中這樣的例子我們常常見到：有的人口頭答應你，但根本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心里許諾你，但從不掛在嘴邊；有的人為你辦成了大事，可你不知道；有的人總說要幫助你，但從不見行動；時常對人許諾的人往往不能兌現，很少許諾的人一旦許諾大都言必信行必果。
我們一般人是這樣，有重要社會影響的人更是這樣。外國有人指出政治家與政客區別的最重要表現可能是：政治家言出必踐，政客言出必賤。“言出必踐”就是嚴肅地履行對民眾的承諾，并為之承擔責任；“言出必賤”則是把事關民生的表態當作脫口秀，只為娛人耳目，全無責任可言。故而他及他所說的一切，也就極為廉價，沒人當回事。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種把承諾當兒戲、最終徹底毀滅了自身信譽的事現實生活中居然一再發生。一個在消費者中有重大影響力的企業，居然在信誓旦旦重建信譽幾年之后又一次出現不可原諒的質量事故。在同樣一個地方兩次失足，怎一個“對不起”了得？！企業承擔的并不只是經濟責任，更有社會責任。一個企業信譽的坍塌，其實是對整個社會信譽度的傷害。
這是讓人最為痛心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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