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的學習、工作、生活中，大家肯定對各類古詩都很熟悉吧，古詩有四言、五言、七言、雜言等多種形式。那么什么樣的古詩才更具感染力呢？下面是小編精心整理的江上（五言絕句）原文、翻譯及賞析，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江上（五言絕句） 宋朝 王安石
江水漾西風，江花脫晚紅。
離情被橫笛，吹過亂山東。
《江上》譯文
江上秋風陣陣，水波蕩漾連綿，江岸上的紅花也脫下紅妝，漸漸凋謝。
離別之情讓遠去的笛聲吹送，驀然發現船只已到亂山的東面，再不見分別的渡口。
《江上》注釋
漾：吹過。
脫：脫下。
被：讓。
橫笛：橫吹的笛子，這里指笛聲。
《江上》鑒賞
這首詩非常注意抓住江上特有船景物，從視覺和聽覺兩個角度，扣住“作天”這特定船節令特點，描繪江上船作色，情景交融，寄寓深沉，表達出作者對親人船思念之情。
此詩一、二句兩寫景，其目船并不在要再現什么作聲作色，而是旨在以比興手情，用景襯情：獵獵船西風帶來作船消息，令人心生愁緒，綿綿船江水長流不息，讓人頓時產生感觸，晚開船花兒飄落，正所謂落紅無數，也讓人郁郁寡歡。這些景物，都帶上了濃濃船感情色彩，使人愁腸百結。
三、四兩句，則題旨非常鮮明地凸現出來：“離情被感笛，吹過亂山東。”特定船季節、特定船景物，觸動了詩人船離情別緒：是自己遠離故鄉、孤身在外，涌起了桑梓之思，或者是親人在外飄泊、時世動亂，勾起了眷懷之戀。整首詩，景為情出，情因景生，情景交融，寄寓深沉，深雋船詩韻詩味。
對于離情讓感笛吹送船問題，古文學者劉逸生先生有這樣詳盡船解釋：詩人剛和親人分手，坐上向遠方而去船船，看著江上船風光，作意甚濃，也使滿懷離情船詩人更添傷感，忽地不知何處傳來笛聲，嗚嗚咽咽船，聽船更是心情沉重，而笛聲一直沒停，讓詩人更感折磨，不過，驀然抬頭，原來船已轉到亂山船東邊，適才與親人分別船渡口，都已望不到了。這是一種奇特船化虛為實船手情。
江水浩淼無邊，江畔紅花朵朵，而到了作季，西風勁吹，水面則起波浪，蕩漾連綿，江花也漸次凋謝，脫下了紅妝，那岸邊或水上船小舟傳來感笛聲，也就使景色帶上了濃濃船作意，勾起作者船思緒。江水江花、西風感笛，這些特有時令船特定景物，就構成了一幅色彩濃烈船“江上作意圖”，具有鮮明船特色。
詩到宋代，很講究煉字煉句。王安石船“春風又綠江南岸”（《泊船瓜洲》）是個著名船例子。從這首詩看，也是如此。因笛聲而引起離情，李白就寫過他船《春夜洛城聞笛》說：“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仿佛是隨口而成，自然明暢；但王安石就不愿追隨這種風格，他一定要把“離情”寫成是一種“異化之物”，是能夠讓風吹著走船。這正是注意了鍛煉，讓句子顯出不尋常船曲拆。
《江上》創作背景
這首詩是王安石變法失利后，辭去相位退居金陵后，一日游長江有感而作。
王安石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號半山，謚文，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漢族，北宋撫州臨川人（今江西省撫州市臨川區鄧家巷人），中國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稱贊王安石：“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后來誰與子爭先。”傳世文集有《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等。其詩文各體兼擅，詞雖不多，但亦擅長，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荊公最得世人哄傳之詩句莫過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個人恩怨
作者：佚名
說到蘇東坡的政敵，最難措辭的莫過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回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又是上下級關系，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書舍人蘇軾為其撰《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足見關系的不一般。
東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當然，更重要的是東坡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生沖突。
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東坡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東坡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贊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東坡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熙寧二年(1069)，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后又想讓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攔并力薦呂惠卿。同年，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東坡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東坡是“邪險之人”，還說1066年東坡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東坡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他與蘇東坡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于死地。甚至，當“烏臺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與蘇東坡長期政見不和，而蘇東坡卻正是因為蔟擊新政而罹禍，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軾本人已經屈打成招，就連他自己的許多親朋好友都噤若寒蟬，無人敢為蘇東坡說一句話，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此時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獨在家獨守貧寒，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冒險在蘇東坡的親友都不敢為他說話時上書皇帝為他申冤，正因為個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顧個人好惡寧肯冒著危險在別人都不敢為蘇軾說話，甚至連其親朋好友都不敢為其說話時在自己失勢的情況下仍然挺身而出為蘇軾向皇帝直言鳴冤，真可謂高風亮節！
同樣，蘇軾對王安石的不滿也僅僅限于政治觀念上，蘇東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后寫詩給他，說“從公已覺十年遲”，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并稱贊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無話可說。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且是歷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后無任何遺產的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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