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以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為主題，明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基本方略和戰略目標，不僅為我們全面勾畫了法治中國建設的宏偉藍圖，更是為我們今后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標準、新高度。做為黨員領導干部，我們要認真學習領會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帶頭依法行政，爭做懂法、畏法、守法的先行者，為加快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國家做出我們應有的貢獻。
懂法是依法行政的基礎。不懂法就不知畏法，不畏法就不會依法。當前之所以會有很多亂為、擾法、違法事件發生，就是我們個別領導干部法治觀念淡薄、特權思想嚴重、目中無法。
有人信奉“權大于法”的信條，以權代法、以權壓法;有人持有“法有例外”的觀念，認為自己是黨員干部，身份特殊，在法律面前可以享有特權;有人心懷“法不責眾”的僥幸，看著別人觸摸法律的紅線，也心安理得“隨大流”。殊不知，正是因為少數領導干部將黨紀法律作為束之高閣的擺設，當作為了個人私利可以隨意揉捏的橡皮泥，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透支了人民群眾的信任，最終作了最壞的示范。
作為基層領導干部，要做到依法行政，必須樹立法治理念，一定要對法律懷有敬畏之心，始終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沒有特權、法律約束沒有例外的原則，牢固確立法律紅線不能觸碰、法律底線不能逾越的觀念，帶頭學法、知法、尊法、守法，帶頭嚴守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都要時刻繃緊法治這根弦，做到心中有法、慮必及法、行必依法，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能力。
畏法是依法行政的前提。畏法，對我們黨員干部來說，就是要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是“把權力關進籠子”的另一種表述。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法無授權不可為”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一些地方政府或部門的行為及出臺的'規定，不少都是“法無授權”而為之，甚至沒有對其“合法性”進行調研論證。雖然政府初衷良好、目的正確，但出臺的規定于法無據，即合理不合法，容易造成群眾的不理解，或給個別別有用心之人制造混亂以借口，形成新的社會矛盾。
因此，作為基層領導干部，我們要時刻把自己的言行、決策置于法律約束之內，在作出任何決策或形成某項決議時，都必須取得法律授權，于法有據，以保證權力在法律框架內運行。反之，如果我們作出的決策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但只要我們的決策符合群眾意愿，有利于縣域經濟的科學發展，我們也不能因法無明文要求而不去作為，而是要出于公心、出于國利，在不違法、違紀的前提下，即便法無授權也要在自己的職權范圍內勇于探索創新，大膽做出的決策，并在一定范圍內召開民調會、聽證會，廣泛聽取社會各界的意見建議，力求決策的科學化、正確化。
守法是依法行政的核心。守法，是每個黨員干部“其身正、不令而行”的關鍵核心，是對“法定職責必須為”的重申和強調。隨著依法治國方略的全面推進，政府權責統一、法定職責必須為逐漸成為越來越多領導干部的共識。
但是我們也應看到，隨著反腐敗工作的深入開展以及政府簡政放權的推進，實踐中出現了一些與法定職責必須為相違背的情況，“為官不為”就是典型的表現。這不僅影響政府職能的履行，也是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管理相對人利益的不負責任，對政府公信力乃至對全社會信法、尊法、守法都將產生負面影響。如何避免個別領導干部“該為不為”或“不為想法去為”現象的發生，四中全會關于“法定職責必須為”的相關制度設計，都提出了明確而具體的要求。
作為基層領導干部，我們必須要加強法治學習和宣傳教育力度，強化機關工作人員權責一致的法治意識，進一步完善權力制約監督體系和嚴格的問責機制，強化擔當意識，不能籍口一項決策或工作無明文規定，或者政策界限不清晰，就不去作為，做太平官。而是從工作實際出發，在職責范圍內應該做到的就要努力去做，既要有擔當又要正確厘清憲法、法律為先的原則，讓“為官不為者”為他們的行為付出法律代價，從根本上扭轉“為官不為”行政亂象發生，進而促使各級黨員干部履職盡責，保證依法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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