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監督工作調研報告

　　在人們素養不斷提高的今天，報告的使用成為日常生活的常態，報告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點。相信許多人會覺得報告很難寫吧，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干部監督工作調研報告，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一是干部監督關口“前移難”。

　　從目前的實踐看，干部監督工作過多的措施仍停留在事后懲處上，而在事前防范、事中監督手段上還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監督主體的權威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從現狀看，現行的監督體制是按照執行權力大于監督權力而設置的，缺乏權力的制衡，有時出現職級低的監督職級高的，下級監督上級的現象，有時會導致監督主體不敢監督，缺乏監督的勇氣和信心。二是對領導干部的監督，由于監督機構掌握領導干部的信息有限，因而造成監督工作被動應付，事前防范力度不夠。三是干部工作的保密性及部分環節的排他性，使監督機構很難參與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全過程，造成不同程度存在監督任免“兩張皮”的現象。

　　二是“一把手”監督難。

　　對“一把手”的監督往往是干部監督工作的重點，也是難點。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現行權力體制下，盡管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的制度體系不斷完善，但客觀上還存在權力高度集中于“一把手”的問題，如果“一把手”個人修為和胸懷等方面存在問題，就容易形成組織權力職務化、職務權力個人化，更會給干部監督工作造成被動和難度。二是由于黨內和社會上存在的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一把手”在選人用人過程中，經常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干擾和誘惑，使得一些“一把手”顧及各種因素，從而導致有時在行使“用人權”上偏離既定導向，干部監督工作又無從跟進。三是《干部任用條例》以及相關配套制度的頒布執行，使選拔任用干部工作有了一套比較明確的依據之章，但在某些方面規定還比較原則，特別對主要領導干部的用人問題，缺乏有力的制度約束或約束之規定缺乏操作性、針對性，難以有力地追究和處罰，造成監督上的難度。

　　三是“八小時以外”情況監督難。

　　實踐證明，一些干部出現問題，大多發生在“八小時以外”，而要考察了解干部在“社交圈”和“生活圈”的情況，現實中比較困難。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監督范圍難界定。開展“八小時以外”監督是一項政策性很強的工作，只有劃定監督范圍，明確監督內容，才能進行有效監督。目前對“八小時以外”監督的認識還不夠統一，在監督范圍認定方面缺乏科學的標準，操作難度比較大，稍有不慎就可能侵犯到干部的合法權益。二是監督主體難落實。從當前情況看，上級監督力度雖大，但由于鞭長莫及，不易監督；下級往往顧慮重重，擔心受到打擊報復，不敢監督；同級則大多息事寧人，一團和氣，不愿監督；家屬及身邊人員利益相關，虛于監督；群眾和媒體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如果沒有確鑿的證據，就難以進行監督。三是監督手段難奏效。傳統的監督方法手段單一，存在著監督信息來源窄、途徑少、管理分散的缺陷，不能及時發現重要線索，致使監督滯后，大多流于形式。四是監督效果難如意。由于干部的“社交圈”、“生活圈”具有隱秘性、封閉性的特點，加之個別干部的公眾形象與業余形象大相徑庭，往往很難掌握一些真實情況，只能事后發現問題，收效不大。

　　四是選人用人失察失誤責任追究難。

　　從工作實踐看，雖然各級各地對“問題”干部的處理比較到位，但追溯起源的不多。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定性定量認定難。由于缺乏具體的認定標準和操作細則，界定選人用人失察失誤比較困難，對于選人用人失察失誤“較重”、“嚴重”或“特別嚴重”等責任層次的區分，以及從輕或減輕處分尚沒有十分明確和便于操作的標準。二是具體責任體界定難。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是一個涉及多個環節的系統工程，在整個工作以及具體環節上，存在集體責任與個人責任、組織部門責任與黨委責任、下級黨委責任與上級黨委責任、提名責任與任用責任、考察者責任與談話人責任等多層次責任關系，各層面的責任界定缺乏明確具體的規定，實際工作中操作把握比較困難。在具體環節中，推薦者、考察者、討論決定者的責任界定也存在這個問題。更何況干部是變化的，帶“病”提職、帶“病”上崗和提職上崗后“生病”，責任更是難以確定。三是失察失誤責任追究落實難。現行制度對選人失察失誤責任追究的形式、責任內容、責任追究組織實施等規定都不夠明確，缺乏剛性和可操作性。在具體實踐操作中，也存在責任混淆、責任錯位甚至無法合理追究責任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