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中模先生認為，新中國成立前，在中國學者中，對“屈原否定論的”的批評，卜的功夫最深、成就最大的是郭沫若。他在1935年寫成了《屈原》一書，以后又發展為《屈原研究》(后載于郭沫若:《歷史人物》，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對懷疑《屈原傳》和屈原的思潮作了系統而全面的批判。
在《屈原研究》里，郭沫若指出:“廖、胡兩位，特別是胡適，對于《屈原傳》所提出的疑問，驟看都覺得很犀利，但仔細檢查起來，卻一項也小能成立。”例如，胡適有一個疑問(謂其第“四大可疑”)，即“懷土拿來換張儀的地，此傳說‘秦割漢中地’，《張儀傳》說是‘秦欲得黔中地’，《楚世家》說是‘秦分漢中之半’。究竟是漢中，是黔中?”對此，郭沫若指出，這是胡適沒有仔細閱讀原作而提出的問題。他說: 第四大疑問中的黔中和漢中，是胡適太著急，把原書看脫了一半。《張儀傳》上是說“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黔中是楚地，到了頃襄土_}一_年，才為秦所取。“武關外”便是指的漢中，二篇文章并沒有沖突。只是《張儀傳》多提出了“秦欲得黔中地”的事實，后來楚也沒有給它，小用說武關外的漢中也沒有到楚國手里。 郭沫若逐一反駁了胡適提出的幾個疑問(號稱“五大可疑”)之后，作出結論說:
據上所述，叫一見胡適對于《屈原傳》所發出的疑問均小能成立，更推到廖a;_rh,r}的疑問大約也小過如此。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雄辯地闡明了《屈原傳》的真實性，論證了屈原是一位“偉大的民族詩人”，以胡適為代表的懷疑派的思想基礎是唯心的實用主義哲學，“并小科學”的。
黃中模還介紹了郭沫若對孫次舟“屈原否定論”的批評。孫次舟在1944年9月6日發表在《中央日報》的那篇題為《屈原是“文學弄臣”的發疑》的文章里，根據《史記·屈原傳》中有“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的話，抓住“同列”“爭寵”幾個字，便指出屈原為“文學弄臣”。此議一出，陳思等先生即在《屈原辨正》(載《中央日報》1944年曰月14日)中指出，孫次舟的“發現”是“一堆可憐的余唾”，是用“臆度”的辦法企圖“把屈原這個所謂‘偶像’推翻”。在此基礎上，郭沫若也連續發表文章(如《屈原小會是弄臣》《從詩人節說到屈原是否弄臣》)，批駁了孫次舟的謬論。他說: 屈原是二間大夫，是楚國貴族屈、景、昭二姓中之 一姓的顯要。他的身份同小臣宋玉或齊之贅婿淳于J 1.畢竟小同。他做過左徒的官，這同一的官，后來的春中君也做過。春中君系以左徒而為令尹，足見那官位相當高，似乎和弄臣的職守也小相稱。這些都是相當堅強的反證，似乎也還小容易推倒。
從上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初，站在胡適等人的對立面，堅決維護屈原及其作品的真實性的，除了郭沫若外，還有謝無量、朱維之、聞一多、茅盾、姚雪垠、周而復等。原一生基本事實的真實性，我國過去從未產生過根本性的懷疑;只是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廖平才首先提出這樣的問題”(見《重慶師范學院學報》1983年第1期)。
由于一些比較復雜的歷史原因(不排除某些政治因素)，海外一些學者在一個較長時期內一直把“屈原傳說論一屈原否定論”視為至寶，并不惜連篇累犢地大加宣傳。因此，這場大討論不僅表明了大陸學者的比較一致的基本立場，而且也維護了屈原作為世界文化名人以及中華民族瑰寶的應有地位;同時，也加深并促進了中口兩國文化學術界的彼此了解與交流。
口本學者的“屈原否定論”因為事關否定屈原作為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以及作為世界文化名人的歷史地位問題，并牽涉到中華民族的民族感情問題，因此理所當然地受到中國學者們的批評性回答。當然，這種批評性回答乃是限制在充分說理的平等交往的學術爭鳴的范圍內進行的，從而為“文革”以后的學術界吹進了一股新風。在這場大論爭中，中國老、中、青三代的楚辭研究者都積極行動起來，上下求索，認真探討，既具有比較充分的理性和科學性，更顯不出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大論爭不僅鍛煉出一批才華橫溢、根底扎實的楚辭研究者，還讓廣大讀者，包括萃萃學子大長見識，普遍地接受了一次愛國主義教育與優秀傳統文化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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